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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

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

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

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应该受过教育,会识文断字,在吏房里担任书手——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

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

举个例子。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但是资历差一点。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发现日期对不上,这才查获弊案。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在户房担任算手。

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

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尤其嘉靖年间,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在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间,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胥吏人数陡增。有人曾抱怨说:“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见其盛况。

陶成和陈佐的入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

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沆瀣一气,其所作所为,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怎么个讨钱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陶、陈两人一听,哈哈,钱来也。

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

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无品级,算是吏员编制;至于像陶成、陈佐这样的书、算手,连编制都没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当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

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

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准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的,维持机构运转。很多公共事务,比如修缮营造、解粮征粮之类,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

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都不是专职。比如皂班,主要负责迎来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他们拿着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爷出巡,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肃静”“回避”大牌子的仪仗。看着威风体面,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事实上,县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原因很简单,便宜啊。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正如李乐批判的那样:“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

当然,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虽然不能免除,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依次轮值,人口钱粮少的,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人口钱粮多的,去服一些比较重的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

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

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须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个动作,涉及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

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

可巧在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快手。这个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一是递送官府公文,二是缉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很是辛苦。

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他只好找到陶成、陈佐二人,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陶、陈二人居中协调,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人数不缺就行了,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

这个操作,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叫作“买闲”。

刘选花了钱,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满意足。刘本敖也很高兴。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赚钱。刘本敖这种人,常年混迹衙门,熟悉各种门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发下牌票——一张纸,上用墨字写明事由与限定日期,朱字签押,盖有官印,作为差役执法的凭。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便可以上门讹诈。《几亭全书》里对这种情况描述得特别生动:“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闱,就床擒索,举家惊惶,设酒送饮;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

还有更绝的。刘本敖还可以勾结陶、陈这样的胥吏,开出一张不盖官印的白头牌票,下乡随意找人讹诈。反正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书集成》里如此记录:“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一张票能榨出几年逍遥日子,可见区区一个快手,只要勾搭上胥吏,就能打开一片天地。

不消说,刘选、刘本敖事后还得拿出一点钱粮,孝敬陶、陈两位。

很快,一个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门来。他一直在皂班当差,这次应役期满,可以回家了。可王廷用不愿意走,因为皂隶的油水不少。比如打官司时内外递个东西、传个消息,打板子时轻重斟酌几下,也颇有几分银子可收,比种地轻省多了。

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陈二人。在他们一番运作之下,王廷用成功买闲,顶替了另外一位叫严思安的徭役,继续待在衙门。严思安还得每月给王廷用提供三斗米、三钱银的工食。

王廷用觉得这两位太厉害了,便把自己的同族亲戚王廷美介绍过去。王廷美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他不想在役职里混日子,打算弄个胥吏干干。

这事陶、陈能办成吗?也能。

县衙里的胥吏,来源大多靠佥充,即从地方上选拔而来。只要你身家清白,年纪没过三十,而且通过了业务考核,就有机会充任。不过吏职少,申请的人多,因此朝廷立下个规矩,叫“行柱定参”。

简单来说。你取得了佥充资格,并不会马上授职,而是作为“候缺吏”写入“公格眼簿”,排上队。什么时候吏职出缺了,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顺序,依次参充,这叫行柱。

行柱排序的门道很多,有超参行柱、陛纳行柱、农民行柱、截参行柱、东征行柱等等,算法各不相同,彼此之间还有优先级。但是,越复杂的规则,越容易被经手胥吏玩出花样来,什么恋参、压参、超参、指参、争参,让人眼花缭乱。

陶、陈为王廷美准备的花样,叫“越次争参”,就是通过涂抹、篡改公格眼簿,把他的候选排名挪到最前头,一有吏缺,立刻便能授职。

于是,王廷美就这样被运作进了户房,成为陈佐的同事。

可巧在这一次佥派结束之后,屠主簿病逝,新来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陶、陈、王三人赶去巴结,很快成为其心腹。有这么一尊神上头镇着,他们行事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我们看到,这么一番操作下来,陶成、陈佐两人上结主簿,横勾六房,下联快手、皂隶,俨然在彭县衙门里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官、吏、役,横跨诸多部门的小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之后,都干了什么事呢?史无明载,不过后来官府在审判这个集团时,批语里用了四个字——生事害人。字里行间,可以想象是怎样一番寻租的热闹胜景。

转眼之间,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又到了缴纳粮税的时节。

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到这会儿,诸县上下都会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们除了苦着脸纳完粮税之外,还得提防另外一种麻烦,叫“解户”。

要知道,粮食不会自己走路。各村各乡上缴的粮食,还得集中起来,运到指定的仓储地点入库,才算完。大宗粮食的运输调动,是一桩耗费浩大的工程。好在官府聪明得很,把解送粮食划为徭役的一种。也就是说,可以佥派老百姓来做这件工作,而且是白干。

这些负责运粮的老百姓,被称为“解户”。

彭县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总征收额,是六千六百石整,一共佥派了六十二个解户。每一个解户负责解送的粮食数量与地点,都不一样。

篇幅所限,咱们只介绍涉案人员的情况:杜山一户,解送本仓禄米二十五石;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共运广丰仓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其他五十七户也各有任务,不过与这个故事没关系。

根据流程,解户要准备一份标准尺寸的空白文簿——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带去衙门。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验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证明到役;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盖上官印。

这份文簿,即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介绍信和回执。

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不用说,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机,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

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却根本无计可施。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职秉亲书,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

比如说,你拒绝贿赂,陶成会查看你的家产,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作成年畜力一头,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天哪,这么富裕的一家,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他大笔一画,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

这还不算完。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你一看,好嘛,三界、庆兴、磁峰和龙门山,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北边、西边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推起小车运起粮食,感觉极度酸爽。

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儿告。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还想上告知县,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由主簿代理县政……

好在陶、陈二人不算太贪心,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六十二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交两人平分。

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个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分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计划分配完毕,六十二个解户领取文簿,各自散去忙活不提。

在杜山负责的区域,有一个叫方晓的农户,需要缴纳二斗七升粮食。他嫌有点多,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儿去。王廷用虽然只是一个小皂隶,可他跟陶、陈二人关系不错,深谙寻租之妙。王廷用先从方晓那里收取三升粮食,落进自己口袋,然后带着一斗七升粮食去上纳,强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额收取,还顺手讹了对方五分银子。

杜山为此十分愤恨,要知道,解额如果不足,是要解户自家往里填。王廷用这么一截一收,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负担两斗大米。若是陶、陈二人也就算了,你一个皂隶怎么也敢凑过来讹诈?

可他只是一介平头百姓,皂隶也是没法惹的。不提别的,王廷用若是说动刘本敖,拿着空白牌票到家里来不走,几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让杜山破产。

皂隶已经算是衙门生态链的最底层,权力小到可怜,可即便如此,仍能从两头榨取些许好处。

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大部分解户都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任务,放心归家。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还差二石五斗;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还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

这五个解户,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

如果是别的时候,这点差额含糊一下就过去了。可不巧的是,从去年——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每年年底,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分列岁征、岁收、岁支、岁储四柱,以杜绝积弊。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大军会剿。这一应军费开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担,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

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彭县的粮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

最先觉察出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又怕上下串通,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

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这人正是陈佐。

此事调查难度不大,很快胡知县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

注意,胡知县查明的,是彭县解户侵欺这个事实,但具体是哪一个解户干的,他一个外地人无从措手,得靠当地户房的胥吏去调查明白。于是胡知县把陈佐叫过来,让他去把相关人等拘来衙门听审。

陈佐嗅觉灵敏,胆大包天,一听胡知县的口风,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良机。

他身为户房算手,一查账册就知道怎么回事。陈佐把杜山、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五个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倒霉了,胡老爷知道你们欠粮太多,要判重罪。你们几个如果凑二两银子给我,我就给你们想办法遮掩。

杜山本来就一肚子气,听到陈佐还敢要钱,坚决不肯给,转身走了。其他四个人琢磨了一下,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出钱免灾。

陈佐收下二两银子,施展出了一招“李代桃僵”。

胡知县在垫江做官,并不熟悉彭县情由。钱粮短缺,他可以通过账册计算,但到底是谁侵欺,就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去查实了。

陈佐抓住这个破绽,找到吏房的陶成,凭空捏造出一个解户,名字特别有日本味道,叫作江张本舟——其实就是从四户人名各取了一个字,那四户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都一股脑算到这个虚构人物头上。

接下来,陈佐上报胡知县,声称是杜山和江张本舟两个解户拖欠。胡知县只关心钱粮落实,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虚构的。他大笔一挥,判决两户侵欺之罪,徒五年,如数追缴前粮。不过《大明律》允许用谷物折抵刑期,胡知县给开了个价,如果犯人愿意上纳七十二石罪谷,便可以抵消徒罪。

这七十二石罚款,名义上由杜山与江张本舟分摊,一人三十六石。

江张本舟的三十六石,自然是那四户人家分摊负担。他们虽然肉疼,好歹不用被抓起来了。只是苦了杜山。本来五人均摊罚款,一人只需负担十四石四斗。现在那四个人合为一人,自己负担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

判完案子,胡知县便按程序上报按院,抄送成都府通判,同时发给彭县主簿,责成他们监督人犯缴纳前粮以及罪谷。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这四户人家总算把没完成的解额与罪谷缴纳完成,逃过一劫。

只有杜山陷入了绝望。

当初户房安排给他的解额是二十五石,尚且完不成,更别说还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杜山在后来的供状里,自承当时自己“陷入死地”。

就在这时,杜山忽然听说,那四家人是靠陈佐捏造出一户假人才得以过关的。他大为愤怒,如果当初陶、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额,不用受这么多罪。

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拼上自己破产,也不能饶过他们!杜山暗暗下了决心,可是县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

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论,想要翻案太难,而且也没什么可翻的,他确实没完成。得选一个好切入点,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

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点,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状子,对自己的事只是约略一提,重点放在了“李代桃僵”这件事上。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仍收取贿赂,伪造户籍,替那四户遮掩罪行。

这一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

这一剑,就戳到了要害。

杜山的招数不仅如此。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了一句,说彭县上一任杨知县,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陶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

这一招就更狠了。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么陷害的,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了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的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了,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绝了他的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的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了。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彭县还姓不姓朱”的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一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一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一个叫直堂吏,一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用了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的诉状,先读了一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一面之词。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直堂吏的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防夫也是一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一个是快手,一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了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叫刘本敖,一个叫王廷用。

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了。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拖没了。

于是陶成把刘本敖、王廷用叫过来,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专等刘景高抵达,务必死死拖住。刘、王久在公门做事,对这一套惯熟得很。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弄了半坛子酒、两斤肉还有一盘面,等着刘景高到来。

刘景高不过一介防夫,平时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看到有人设宴款待,自无推辞之理。三个人在房子里推杯换盏,吃得十分尽兴。言谈之间,刘本敖听出来这位防夫颇好女色,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

他假意殷勤,请刘景高去自家安歇,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的门。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闺名叫八儿,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跟刘本敖有一腿。刘本敖给了赵氏五分银子,要借她美色来羁留来人。

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次日起来,准备拿牌票去衙门提人。刘本敖却说不急,拽着他去了赵氏家里喝茶。收了银子的赵氏稍一撩拨,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当晚便奸宿在她家里。牌票哪及白嫖好,办事不如办人忙,从此深陷温柔乡中,此间乐,不思蜀。

刘景高不光免费享受美色,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陶成出了一两二钱,王廷用、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凑了二两九钱,送给刘景高。刘景高给了赵氏五钱买吃食,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日子过得美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