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并不需要为我留下面包屑的踪迹。我们的车停在双拼式房屋的车行道上，两个轮胎是瘪的，这表明妈妈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这框定了我只有几个酒吧可选。我母亲留下我独自照看患自闭症的弟弟而从不提她去了哪里，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件怪异的事。话说回来，童年时期我认为正常的大多数事情现在回顾时完全一团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奥德赛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没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总是想象我母亲趾高气扬地加入一大群说着笑话，大笑着，跳着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电视广告中的人那样。但是这个地方只有从廉价的扬声器里发出的拙劣刺耳的乡村音乐，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满懒散无能的平庸之辈。我立马看到了我母亲，她正跟酒店伙计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脸上的表情是愤怒还是忧虑。不过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这让我不再有疑问。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公寓，发现杰里米在看电影，他的手还放在毛巾上同一个地方。妈妈看见沾染了血的毛巾时，吓了一跳。
“你究竟干了什么！老天。瞧这一团乱！”她把毛巾从他头上拉下来，拎住他的胳膊把他抬离地面，拖进浴室，放进空浴盆。血让他漂亮的金黄色头发缠结在一起。她把染血的毛巾扔进水槽，然后去起居室擦洗鼻烟色地毯上的三个小血点。
“你得用我的好毛巾，”她喊道，“你不能就拿块破布。看地毯上的血。我们可能会失掉押金。你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吗？不，你从不思考。你把事情搞得他妈的一团糟，而我不得不来收拾残局。”
我走进浴室，部分为了摆脱我母亲，部分为了与杰里米待在一起，以免他受到惊吓。不过他没有害怕，他从没害怕过，或者说他感到恐惧，却从没表现出来。他看着我，在这世上的其他人看来，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但是我可以看出因为我的辜负隐藏在他眼中的那丝忧郁。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那个晚上，将它埋藏在心底的某个地方，让它消亡，杰里米看着我的那幅场景仍然不时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如今杰里米十八岁了，能独自在公寓里待上几个小时，但几天则不行。那天晚上我把车驶入我母亲公寓的车道时，双城队与印第安人队在第三局一度僵持不下。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发现杰里米在看《加勒比海盗》，他新近最喜欢的电影。有一瞬间他显得有些吃惊，接着他看向我们之间的地板。
“嘿，老弟，”我说，“你好吗？”
“你好，乔。”他说。
杰里米开始上中学时，当局给他指派了一位名叫海伦·博林格的助教。她了解自闭症，理解杰里米对于模式和程序的需求，对独处的喜好，对于触摸和被触摸的反感，以及不太能理解本能的需求和白纸黑字的指示之外的事情。那段时期，博林格太太竭力带杰里米走出黑暗，我母亲则鼓励他乖乖听话不多嘴，这一角力持续了七年，结果是博林格太太赢了。到中学毕业时，他能够勉强进行一场谈话，虽然在我们交谈时，他不太敢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在学校里。”杰里米说，完全用那种断续的节奏，似乎他把每一个词都小心地摆放在传送带上。
“我回来看你。”我说。
“哦，好的。”杰里米转过身继续看电影。
“妈妈给我打了电话，”我说，“她要开会，暂时不能回家。”
对杰里米说谎很容易，他那轻信的性格没办法理解欺骗。我不是存心骗他，那是我对他解释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带来的复杂情况或者微妙细节。我母亲第一次被送进戒瘾所时，我撒谎说她在开会。过后，每次妈妈跑去某个印第安赌场或者在某个家伙的家里过夜时，我就告诉杰里米妈妈在开会。杰里米从没问起过这些会议，从没纳闷为什么有些会议持续几个小时，另一些则要好几天，从没为这些会议出现得如此突然感到诧异。
“这次是长会，”我说，“你得去跟我待几天。”
杰里米不再看电视，眼神在地板上游离，眉毛上方出现一道细细的皱纹。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进行眼神接触，这对他来说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我能待在这里等妈妈。”他说。
“你不能待在这里，我明天要上课。我要带你去我的公寓。”
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不再试图直视我，这表明他的焦虑在加剧。“也许你能待在这里，明天早上去上课。”
“我要去大学上课，大学离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没法待在这里，老弟。”我语气仍然平静却十分坚定。
“也许我可以独自待在这里。”
“你不能待在这里，杰里米。妈妈让我来接你。你可以待在我在大学的公寓里。”
杰里米开始在右手的指节上摩擦左手的大拇指。当周遭的世界令他感到困惑时，他就如此。“也许我能在这里等待。”
我在杰里米旁边坐了下来。“一定会很有趣的，”我说，“只有你和我。我会带上DVD播放机，你可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你可以收拾一个包裹，里面全部装上电影DVD。”
杰里米笑了。
“但是妈妈会好几天回不来，我需要你去我的公寓。好吗？”
杰里米仔细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我能带上《加勒比海盗》？”
“当然，”我说，“一定会很有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次冒险。你扮演杰克·斯派洛船长，我扮演威尔·特纳，怎么样？”
杰里米抬头看着我，模仿起他最喜欢的杰克船长的一句话，“你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因为你们差点儿就抓住了杰克·斯派洛船长。”接着杰里米笑了起来，直到脸颊发红，我也笑了起来，每当杰里米开玩笑时，我总这样笑。我抓起几个垃圾袋，给杰里米一个来装DVD和衣服，并确保他收拾的东西足够持续一阵，以免妈妈不能获得保释。
我把车开出车道，边思量着我的工作和课程安排，努力寻找能让我照看杰里米的空隙。除此之外，另一些问题也在我脑中打转，让我有些走神。杰里米能在他不熟悉的世界——我的公寓里适应下来吗？我能从哪里找到时间和钱保释我母亲出狱？我他妈是怎么成为了这个破碎家庭的主心骨？
二
开车回双城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弟弟眼底的焦虑来回涌动，在他思索发生的事情时，他的眉头和前额皱起又张开。我们渐行渐远，杰里米才对我们的冒险更为自在起来，最终他深深地呼了口气，放松下来，我曾看见狗们在警觉让步于睡眠的时刻，就是如此呼气。杰里米——这个睡在我们双层床下铺，十八年来合用我的房间，我的衣橱和梳妆台的男孩——又跟我在一起了。在一个月之前，我们不曾分开过一两天，直到我搬进大学，将他留给一个在混乱中扑腾的女人。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前一秒还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后一秒就在厨房摔盘子——据我所知，这是典型的躁狂抑郁症表现。当然这一诊断从未得到官方认可，因为我母亲拒绝接受专业帮助。她掩耳盗铃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如果她从没听到那些词语，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价伏特加——一种减轻内在恐惧却增强外在疯狂的自我医疗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亲是什么样子。
她并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亲的情绪波动是有限度的，不打扰到邻居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们甚至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三个去自然科学博物馆、文艺复兴节和山谷游乐园。我记得我努力做两位数的乘法时，她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有时能看到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在慢慢裂开，记得当时她跟我们一起笑，甚至喜爱我们。当我努力尝试时，我能记得在世界不与她为难时，一个慈爱而温和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比尔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笼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断了维系我母亲稳定情绪的拴绳。他去世后，她不再克制自己，任凭她的情绪随意飘荡。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这世界让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击。她似乎决意去寻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拥抱它们如同那是某种新标准。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
不过那天晚上开车前往我的公寓的时候，生活还算不错。我们边开车，杰里米和我边听着双城队的比赛——至少我在听。杰里米听到了比赛，但是没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上。我跟他聊天，边开车边解释着比赛的情况，可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他做出反应，进入谈话时就仿佛刚从另一个房间进来。等我们开到35号州际公路，接近校园时，双城队把克利夫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场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领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杰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兴奋而笑。
我们到达后，我领着杰里米登上台阶来到我在二楼的公寓，手上拿着他的垃圾袋。我们迅速进入门内，打开电视刚好看到双城队扔出最后一球赢得比赛。我抬起手与杰里米击掌，但他缓缓地转了一个圈，看了看我狭小的公寓。厨房和起居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边；卧室只是比里面的那张单人床大一点，没有浴室，至少在这四面墙内没有。我看着杰里米审视着这间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同一个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会看到一个隐藏的浴室门。
“也许我需要去一下浴室。”杰里米说。
“来吧，”我说着，对杰里米示意，“我指给你看。”
我的浴室在我的前门对面。这栋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房子原本是给世纪之交以超出婴儿死亡率的步伐生孩子的大家庭住的。20世纪70年代它被分隔成一楼的一套三居室公寓和二楼的两个单间公寓，二楼上面只有另一间公寓够大，有自己的浴室。因此在陡直、狭窄的楼梯上面，右手边是我的公寓，左手边是我的浴室，直走是二楼的另外一间公寓。
我从垃圾袋里掏出杰里米的牙刷和添加了味道的牙膏，穿过走廊去浴室，杰里米谨慎地保持距离跟在后面。“这是浴室，”我说，“如果你要进去，锁上门就好。”我给他示范怎么关上门锁。
他没有走进去，而是从相对安全的走廊仔细观察它。“也许我们应该回家。”他说。
“不行，老弟。妈妈在开会，记得吗？”
“也许她现在在家。”
“她现在不在家。她好几天都不会在家。”
“也许我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看看她在不在家。”杰里米又在指节上摩擦起大拇指。我能看出由于焦虑，他有一丝战栗。我想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让他平静下来，但那只会加剧他的紧张。杰里米的自闭症就是如此。
杰里米朝楼梯走去，思忖着楼梯陡峭的斜度，大拇指更用力地在手背上按压，像面团一般揉捏着指节。我走过去拦住杰里米。他比我高两英寸，重整整二十磅[2]。在他快满十四岁时，他在身高、体重和外貌上都超过了我。他的金发卷曲在有一个旋涡的脑袋旁边，而我暗淡的金发像稻草一样竖起，如果我不拿发胶将它弄服帖的话；他的下颌方正，末端有孩子气的酒窝，而我的下巴毫无特色。他笑时，眼睛闪出海洋蓝的光彩，而我的眼睛则是淡咖啡的浅褐色。尽管在外观上，他每一点都比我强，但他仍然是我的弟弟，容易受我的影响。我站在他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缓解他的情绪，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楼梯转回到我的公寓上。
我身后，在楼梯底端，我听见前厅的门打开又合上了，接着是女性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听出了她的脚步声，过去的这一个月，我每天听到她从我门前经过的声音。我只知道她叫L.纳什，这是贴在她信箱那条胶带上的名字。她身高五英尺两英寸，一头黑色短发在脸际飘拂，如同水花在石头上起舞。她有一双黑眼睛，短鼻子，喜欢独来独往，似乎拒人千里之外。她和我在走廊和楼梯上擦身而过多次。每当我试图与她交谈时，她礼貌地笑笑，得体地回应，但从不停步——总是尽量不显得无礼地忽视我的干扰。
她停在楼梯中央看着我拉住杰里米的手臂，力图不让他离开。杰里米看见了L.纳什，不再动了，两眼垂下看向地板。我退到一边让她过去，她经过时楼梯的墙壁挤压在一起，她身上沐浴露和爽身粉的香味冲击着我的鼻子。
“嗨！”我说。
“嗨！”她回应道，冲我们的方向竖起眉毛，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到她的公寓门口。我想再说点什么，于是我把最先跳入脑中的愚蠢想法说了出来。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说，“我们是兄弟。”
“哦，”她说着用钥匙开门，“我相信这句话对杰夫瑞·达莫[3]也是适用的。”她走进她的公寓，关上了门。
她的讽刺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要说出一句俏皮话来反驳，但是我的头脑像生锈的螺栓一样卡住了。杰里米并没有像我一样注视L.纳什。他静静地站在楼梯顶端，不再在指节上摩擦他的拇指。他的紧急状态过去了，眼中的倔强被疲惫取代。早就过了他平常的就寝时间，我领他去浴室刷了牙，然后回到卧室，我把我的旧电视机搬进去，这样他可以连上DVD播放器看电影。接着我抓了条毯子，去沙发上躺了下来。
我能听见杰里米在看电影，熟悉的对话和音乐催他入眠，缓解他在这个新环境下的不安全感。他并没有受楼梯顶端的戏剧性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钦佩杰里米的适应力。即使是惯常程序中的一些小变动，比如新的牙刷或错误的早餐麦片，都会扰乱他的生活。但他现在在这里，在一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公寓，一个只有他称作家的那个地方一半大的公寓，一个连自己的浴室都没有的公寓，头一回在一张没有上铺的床上睡着了。
晚间早些时候我关掉了手机，以免接到来自我母亲无休无止的电话，现在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查看我错过的电话。有二十一个电话来自区号是507的一个号码，无疑是我母亲从戒瘾中心打来的。我完全能听到她冲我喊叫的声音，因为我关掉了手机，把她留在戒瘾中心和监狱——尽管这个决定跟我无关。
前面的九条语音信息来自我母亲。
“乔伊，我没法相信你竟然会如此对待你的母亲——”（删除）
“乔伊，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竟会得到这种待遇——”（删除）
“好吧，现在我知道我不能指望你——”（删除）
“我知道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母亲——”（删除）
“乔伊，如果你不接电话，我就——”（删除）
“你不爱我——”（删除）
“对不起，乔伊，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也许那时——”（删除）
“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学——”（删除）
“他妈的接电话——”（删除）
“乔，我是希尔维尤庄园的玛丽·洛格伦。我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跟艾弗森先生谈过你的作业了……他同意和你会面讨论讨论。他让我说明他不是同意开始这个作业，请听清楚。他要先跟你见一面。你可以明天打电话给珍妮特看看什么时间适合过来。我们不想在客人们的用餐时间打扰他们。先给珍妮特打个电话。再见。”
我关上手机，闭上眼睛，脸上浮起一丝微笑，我马上要采访一个残忍的凶手，一个不经考虑就结束一个年轻女孩生命的人，一个在明尼苏达地狱般可怕的监狱里熬了三十多年的罪犯，这真是一种莫名的讽刺，不过我并不怕那场谈话，就像我不害怕再次见到我母亲。但我仍然感到脊背发凉，那是一个我认为对我有益的人，一个我希望能给我的英文课带来好分数的人。风帆张满，我或许能不再拖延开始这项作业。我倚在沙发上的那一刻，从没想过这样一阵风也许会是毁灭性的。那天晚上我最终入睡时，确实舒舒服服地裹在毯子里，相信我与卡尔·艾弗森的会面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的会面会让我的生活更好更容易。事后想来，我真是太天真了。
三
卡尔·艾弗森被捕时没有穿鞋。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找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光着脚，被押着穿过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前往等待在一旁的警车。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双肩前倾，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抓住另一只胳膊。艾弗森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他鬈曲的黑发被挤压在脑侧，似乎警察刚把他从床上拖出来。
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威尔逊图书馆深处一个玻璃墙的档案室找到了这张照片，那里存有大量拍摄在缩微胶卷上的报纸，有些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在图书馆的其他地方，架子上放满了英雄人物和名人的书籍，这里则不同，档案室里存放的文章，是由耳朵后面插着铅笔、胃里有溃疡的人写出来的，那是有关平凡老百姓——那些沉默寡言的人的文章。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的故事会留存好几十年，甚至好几个世纪，来让我这样一个人阅读。档案室有一种神龛的感觉，成千上万的灵魂被收在缩微胶卷上，就像小罐子里的焚香，等着某个人来释放它们的香气与魂魄，再次被感知、品味和吸入，哪怕只是一瞬间。
一开始我在网上搜寻卡尔·艾弗森的名字，我点了成千上万条，只有一个网站有来自某份法律文件的一段摘录，提到了有关他的案子的一个上诉法庭判决。其中所有的法律术语我都不太明白，但它给出了谋杀发生的时间：1980年10月29日。它还给出了被害女孩的姓名首字母：C.M.H。这就足够让我在报纸上找到相关报道了。
我快速地从一项工作转换到另一项工作，因为我弟弟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而不得不高效，与此同时我因为生活中多了一个球要抛接而实在有些手足无措。我想起了杰里米，不知道他在我的公寓适应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母亲的保释听证会是否会在星期五之前举行。星期五我得去莫莉酒吧工作，我不想自己去工作而将杰里米一人留下。我需要在周末前把他弄回奥斯丁。如果我再次旷工，莫莉很可能会把我开掉。
那天早上我在去学校之前叫醒了杰里米，给他倒了些麦片，把电视机放回起居室，再次示范教他如何使用遥控器。杰里米十八岁了，他并不是不会自己倒麦片。只是处在我的公寓这个陌生的环境，可能让他迷惑。他情愿饿着，也不愿意打开一个不熟悉的柜门寻找食物。我本来考虑逃课，但因为此前的拖延，我已经浪费了太多完成这项作业的时间。我摆出杰里米喜欢的一些DVD，告诉他几个小时后我就回来。我希望他单独待上一段时间而不出问题，但是每过一分钟，我的担忧就越来越重。
我在那堆缩微胶卷里找到了1980年10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卷盘，把它放进阅读器，反复察看第一版，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我翻到后面的版面，还是没有看到有地方提到一桩凶杀案，反正没有涉及一个十四岁女孩或者首字母是C.M.H的。我读完了整张报纸，一无所获。我靠在椅子上，用手梳理头发，琢磨着法庭判决上的日期兴许是错的。这时我明白了。要到第二天才会有相关报道。我向前转动卷盘到第二天的报纸。1980年10月30日的头条新闻是有关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一份和平条约，用了半版的篇幅。在那下面我找到了我期待中的报道，一个女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被杀并被焚尸的故事。这篇文章在一张大火的照片旁边做了补充报道。这张照片显示消防员们在给一个单车车库大小的工具棚喷水。火焰喷出到离屋顶整整15英寸高的地方，这表明摄影者在拍这张照片时，消防员们刚刚开始灭火工作。文章中写道：
在皮尔斯街大火中发现人体残骸
昨天，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的温顿公园小区一个被烧毁的工具棚的废墟中，发现了烧焦的人体残骸，警方正在调查。消防员们于下午4点18分接到在东北部皮尔斯街1900街区发生火灾的报告，他们到达时发现那间工具棚已经被大火吞没。警察将附近房屋的居民疏散，只留下消防员。消防局长约翰·弗里斯汇报说侦查员们搜查废墟时在瓦砾中间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这具尸体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警方没有排除谋杀的可能。
后面还有好几段不重要的细节描述，有关估计损失的情况和邻居们的反应。
我将这页印了一份，然后把线轴转到第三天的报纸的缩微胶卷。在一篇后续报道中，警方确认了前一天找到的尸体是十四岁的克丽斯特尔·玛丽·哈根。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警方怀疑起火时她已经死亡。被烧毁的工具棚就在克丽斯特尔生前与母亲丹妮尔·哈根和继父道格拉斯·洛克伍德，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丹·洛克伍德同住的房子隔壁。克丽斯特尔的母亲丹妮尔告诉记者们就在一具尸体在工具棚被发现的消息传开后不久，他们就注意到克丽斯特尔失踪了。依据牙齿信息记录，克丽斯特尔被确认为死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指出三十二岁的卡尔·艾弗森被拘禁进行问询。艾弗森住在克丽斯特尔·哈根隔壁，发现哈根尸体的工具棚就属于他。
在这篇文章旁边我看到了那张两个警察逮捕赤足的卡尔·艾弗森的照片。我用缩微胶卷阅读器上的旋钮放大了这张照片。两个警察身着大衣，戴着手套，而艾弗森却身着T恤和牛仔裤。穿制服的军官看着摄影师后面的某个地方。从他眼中的悲伤可以看出，他或许在看向克丽斯特尔·哈根的家人，因为他们注视着那个杀死并烧毁他们女儿的禽兽被逮捕。那位便衣警察嘴巴张着，下巴有些歪，似乎他在说着什么，也许是在冲艾弗森喊话。
照片中的这三个男人，只有卡尔·艾弗森看着镜头。我说不好我想在他脸上看到什么表情。杀人后你是怎么撑下去的？你还能大摇大摆地经过烧毁她尸体的炭黑工具棚？难道你戴着若无其事的面具经过废墟，就如同你去拐角处的商店买些牛奶？或者你因为恐惧而发疯，知道你要被抓，知道你就要吸进最后一点自由的空气然后此生永远在一个牢笼里度过？当我对准卡尔·艾弗森的脸，对准他看着摄影师的眼睛，我没有看到得意，没有虚假的平静，没有恐惧。我看到的是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