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可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我的要求只是让我像其他日本人一样，在日本过着正常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对？”
自从失明之后，我养成了为其他人塑造形象的习惯。如果我不发挥一点想象力，不管是障碍物还是人，都会像自己的影子一样融入黑暗中而不再存在。在我所塑造的形象中，哥哥是一条牙齿早已断光却还不肯服输的老狗。一条不会游泳却跳入了法律之海，企图在海里与名为政府的大鲸鱼对抗的老狗。一条愚蠢至极的老狗。这条老狗唯一的下场，是还没咬到对手便已溺死在海里。
六十多年前在中国东北度过的日子，是我最想抛开的回忆。但每次跟哥哥说话，这些苦涩的回忆都会再次浮上心头。
强风自屋子的缝隙灌入，所带来的尖锐呼啸声，听起来也像是受伤野狗所发出的哀嚎。
“伯父——”由香里忽然插嘴，“二十万的话——我应该还出得起。”
夏帆的洗肾治疗虽然适用于健保给付，但自费部分及平日的生活费应该早已将女儿压得喘不过气了才对。她愿意出这二十万，多半是为了讨好哥哥，让哥哥愿意捐肾脏给夏帆。但这件事倘若被医院知道，可能会被怀疑是花钱买器官，如此一来就不符合“无偿的善意”这一条件。
“真是太谢谢你了，由香里。打官司很花钱，我正感到头大呢。”哥哥喜滋滋地说。
“喂，这不关我女儿的事，别把她卷进来。”我大声说道。
“只要打赢官司，我就能拿到钱，到时候一定会把钱还她。”
“这场官司绝对打不赢的，你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若不争到一笔养老金，我连回中国的旅费都没有。去年跟前年，我都没办法回去为‘爸爸’扫墓。”
哥哥是“遗华日侨”，也就是俗称的“日本遗孤”。在其后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哥哥成了一对中国夫妇的养子。他的养父在五年前去世了，养母则在中国的农村过着孤独的老年生活。刚回日本时，哥哥的日语说得很差，跟我说话时往往词不达意，这也是造成如今我跟他疏远的原因之一。
“你们日本人真是不通人情。”哥哥嘴里咕哝着。
哥哥平日喜欢吃中餐，每当中日双方有体育竞赛时，总是帮中国加油。他在谈吐之间往往显露出从小在中国长大所养成的价值观，令我跟他之间更生隔阂。
蓦然间，头顶上方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总共叫了九声，告知现在时刻为早上九点。那声音来自一座古董“咕咕钟”。待在老家的好处之一，就是不必靠语音手表确认时间。
“若你需要钱，怎么不把钟卖了？这种工匠纯手工制作的古董钟，可以卖不少钱。”我指着鸣叫声的方向说道。
“这钟可是我的宝贝。一天不听它叫，我就浑身不得劲。”
此时，土间的方向忽传来脚步声，接着是将餐盘搁在木桌上的声音。我闻到了酱油、昆布及类似干香菇的香气。
“来，快吃吧！这可是妈妈亲手做的。”
哥哥的声音听上去开朗而毫无心机。就算起了争执也会立刻忘得一干二净，是哥哥的少数优点之一。如果哥哥对家人也心怀怨怼，那我恐怕早就跟他断绝往来了。
“妈妈，你煮了什么？”
如果不先问清楚菜色，那我得等到吃进嘴里才会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这会让我感到有些不安。
“阿和，妈妈煮的是猪鼻饭跟胡桃丸子汤 [3] 。”
这两道都是令我相当怀念的乡土料理。所谓的“猪鼻”，是一种看起来像水母的暗红色大型菇类，每一朵的体积都足足有两个巴掌大。将这种菇类切丝后以酱油调味，放在米饭中一起炊煮，就成了猪鼻饭。至于胡桃丸子汤，则是将包着胡桃的面粉丸子及胡萝卜、牛蒡、豆腐等配料，用昆布小鱼干高汤炖煮而成的汤。
“爸爸，三点钟方向有汤，七点钟方向有饭，九点钟方向有茶。”由香里说道。
就像当初一起生活时一样，女儿借由“时钟方位”告诉我东西的精确摆放位置。
刚失明的时候，她只会使用“这边”“那边”之类的笼统表达方式，但为了更妥善地照顾失去光明的我，她特地学了一些照顾视障者的技巧。
我探摸到饭碗，将碗拿起，用筷子扒了一口猪鼻饭，带有酱油滋味的白米与香气浓郁的猪鼻菇混合在一起，实在相当美味。
“真好吃，妈妈。”
我已经多少年没吃到母亲做的饭了！怀念的声音与滋味，令我心中涌起了对母亲的思慕之情，眼眶不由得湿了。
“那就好，那就好。来，喝口茶吧。”
我听见在茶杯里倒入液体的声音。在我身上的腰包内，除了备用的导盲杖之外，还放了一根“液体探针”，我已不知有多久不曾在餐饮店以外的地方，遇上不必使用这个工具的情况。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说着无关紧要的闲话。自从我怒将失明的责任怪罪到母亲头上之后，便再也没跟母亲见过面。但父母的心态实在很奇妙，不管与孩子相隔多少年没见，还是会像上个星期才见面一样温暖迎接。抱持心结的永远是孩子，父母的内心全是对孩子的关爱。
这种不求回报的爱，是否也存在于我跟由香里之间？但当初她离家出走的时候，我心里不仅难过，而且愤恨难平。如今我帮助外孙女寻找肾脏捐助者，心里也是抱着借此修复双方关系的希望。
吃完了饭，我坐在飘着线香香气与灯芯草气味的客厅中稍事休息。何时该对哥哥提出捐器官的事，我一直拿不定主意。虽然这次返乡全是为了这件事，但要是引起他的反感，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棘手。
哥哥吆喝一声起身。“和久，你在家里陪妈妈，我出去摘些野菜。”
“野菜？”我抬头说，“——我也一起去。”
这是个能与哥哥私下商量而不被妈妈听见的好机会。
“虽然摘野菜的地方称不上深山野岭，但你的眼睛——”
“若遇上危险的地方，只要事先提醒我，我就会避开。”
哥哥迟疑半晌后开口：“好，那走吧。”
我照着哥哥的吩咐换了身上的衣服，戴了一顶帽子，穿上长袖圆领T恤。这样的装扮既可防虫咬，又可保护身体。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由香里说道。
“不必，你在家里照顾奶奶，我们想私下聊一聊。”
哥哥准备了一个背包，我问他里头放了些什么东西，他回答：“登山小刀、小铲子、手帕、厚手套及水壶。”
我穿上长胶靴，拿着导盲杖，跟着他来到了庭院里。
“小心点，右边有个‘大根草屋’。”
我将手掌伸向右侧，摸到了一个表面粗糙的物体。所谓的“大根草屋”，指的是用稻草编成的蔬菜储藏库，大小跟形状就像个吊钟，将蔬菜放在里头可长保新鲜。
我一边摸着“大根草屋”的表面，一边绕了过去。
“好，我们现在沿着田埂前进。只要跟着我的脚步声走，就不会有危险。”哥哥说道。
“能不能让我抓着你的右手肘？”
“——你抓吧。”
我依据声音传来的方向，推测他所站的位置，想象他整个人的形体，将手掌往他手腕的方向探去，碰到他的身体后，找到手肘并抓住。
我试着挥舞导盲杖，其前端撞开了地上柔软的泥块，虽然靠着触感能掌握地形，但撞击声被吸收了，能得到的讯息当然也减少了。我在心中想象着一道笔直的田埂，在哥哥的引导下前进。
“从前的人摘野菜是为了不让自己饿死，现在许多年轻人却因为觉得好玩而乱摘一通，真是太可恶了。”
“哥哥，你还在吃野菜？”
“嗯，妈妈帮我腌制。”
我心里依然清楚记得那景象。母亲总是会在榻榻米上铺一张报纸，把野菜放在上头，依着种类分开，然后挑去不要的部分。她还常腌渍野菜，做法是将野菜铺在容器的底部，撒上盐，再铺一层野菜，再撒上盐——最后盖上内盖，以大石头压住。
“阿和，你知道吗？太硬的部分要先水煮过才能腌渍呢。”
我还记得母亲曾笑着对我这么说，但那对我而言并不是幸福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母亲带着我自中国返回日本，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东京租了一个只有四张半榻榻米大的房间。在我失明前所看见的涩谷车站前广场，放眼望去，没有任何睥睨人群的摩天大楼，有的只是木造的两层楼的简陋营房，稀稀落落地散布在焦土之上。当时我晚上读书，靠的是蜡烛的微弱亮光。
刚上小学的某一天，我因耐不住饥饿，到附近邻居家的庭院偷摘了一颗柿子，那渗出汁液的甜美果肉令我毕生难忘。我又摘了一颗，想要拿回家给母亲吃，但回家后母亲打了我一巴掌。
“那是别人家的东西！就算再穷，也不能去偷！”
我按着又痛又麻的脸颊，咬紧了牙根，半晌后瞪了母亲一眼，说道：“我不想每天吃杂草过活！”
当时我的便当里装的大多是凉拌的野菜，有一天，同学抢走我的便当，取笑我：“我妈妈说，你妈妈每天都在公园拔杂草，像个乞丐一样。”
我原本不相信，但隔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偷偷跟在母亲背后，看见身穿雪袴 [4] 的母亲真的弯着腰在公园里拔草。我冲了过去，母亲先是露出惊讶的表情，接着露出了微笑。
“阿和，你看，这是荭草。”
高耸的杂草在母亲的头顶上垂着宛如稻穗一般的淡红色花穗，叶子约有大人的巴掌大，母亲将其一一摘下。
“你看，摘了这么多。只要水煮之后用芝麻拌一拌——”
我将母亲手中的杂草拨到地上用力踩踏，当我抬起脚时，那些脏兮兮的叶子已在泥土上四分五裂。
“丢脸死了！害我在学校被嘲笑！”
母亲看我气得直跳脚，并没有动怒，先是眨了眨眼，接着低着头说：“让孩子丢脸——我真是个失败的母亲。阿和，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当时母亲的哀戚神情，直到现在依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从隔天起，我的便当菜色变成了煎蛋或鸡肉；但相反，母亲的晚餐菜色中，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主食消失了，只剩下一堆野菜。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根本不曾思考过这代表什么意义，只是任性地吃着自己爱吃的食物。
我不仅小时候伤母亲的心，失明后同样伤母亲的心，若不是为了恳求哥哥捐出肾脏，我也不会回老家。
“——喂，和久！”哥哥叫唤的声音让我回过了神，“那是藜菜，你帮我摘些叶子下来。”
我愣愣地站着，紧握着手中的导盲杖。摘野菜的行为，仿佛是认同了小时候最厌恶的贫穷生活，不禁令我心生迟疑。
“来，这里。”
哥哥将我的手腕往下拉，我只好把身体往前躬，几乎要摔倒时，手掌才碰到叶子。一片片菱形且边缘呈锯齿状的叶子，自茎部向外延伸。
“摘几片下来。”
我缩回手并摇了摇头。哥哥叹了口气，接着我听见摘叶子的声音，三四声之后，又听到一阵塑料袋的瑟瑟声响。
“这玩意可以裹粉之后油炸，没什么草臭味，而且吃起来有点像菠菜。走，我们继续找。”
我再次抓住哥哥的手肘，沿着田埂前进。若遇上前方地势崎岖不平，哥哥会适时提醒，让我小心跨过。来到一处山坡下，浓得呛人的青草味扑鼻而来。
我感觉到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低矮树丛的枝叶，但在哥哥的催促下，我只好勉强举步，踹开了脚下的树丛，不少枝叶缠在我的脚腕上。
“等等，那边有延胡索草。”
哥哥的身体自我身旁离开，我听见十一点钟方向约两米处发出分枝拨叶的声响。
“和久，这可以当晚餐的配菜，水煮后挤上美乃滋——”
“哥哥，我有话跟你说。”或许现在正是好时机吧。
“什么事？”
“我外孙女夏帆得了肾衰竭，必须接受肾脏移植手术。我接受了检查，但数值太差，没办法捐给她。”
“若要移植器官，最适合的人选应该是父母吧？”
“我女儿两年前就捐过了，但出现了排斥反应，没有移植成功，所以——”
“想要我的肾脏？抱歉——可要让你失望了。”
“能不能先做个检查——”
“我一天至少抽十根烟，肾脏不会比你的健康。”
“抽烟只会影响肺，跟肾脏没关系。到底健不健康，得检查了才知道。哥哥，拜托你了。”
“我讨厌医院。”从声音听来，哥哥将头转向了另一边，“啊，那是狐牡丹草。这种草有毒，可别误吃了。”
“如果检查结果不适合移植，就不能申请健保给付，高额的检查费用必须自行负担——但你别担心，就算结果是这样，检查费用也由我来出，所以——”
“狐牡丹草长得跟芹菜有点像，千万别搞混了。”
“摘野菜不是我的兴趣。”
“遭遇山难的时候，你总不想饿死吧？”
“不进山里，就不会遭遇山难。哥哥，为了我女儿，求你行行好。”
“——我不想失去一颗肾脏。”哥哥说得斩钉截铁，“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只有一颗肾脏太危险。”
当初医生曾说，正常人切除一颗肾脏后，虽然短时间内会出现机能不足的症状，但另一颗肾脏会慢慢强化机能，最后恢复至原本两边机能的八成左右。我将这一点告知哥哥。
“那也只是八成而已。我被战争夺走了四十年人生，现在好不容易回国了，还要被夺走肾脏？”
我原本想要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忍了下来。我深吸一口气，压抑了情绪之后才说：“不是被夺走，是赠送，一颗肾脏可以救小孩一条命。夏帆今年才八岁，却得承受洗肾的痛苦，每星期三次，每次都得在医院里待上五小时。”
“——那是你的外孙女。”
言下之意，就是与他无关。
“和久，该回去了。”
进了家门后，哥哥的脚步声一远离，另一个敏捷的脚步声旋即踏着木头地板来到内廊。
“爸爸，你说了吗？”
我朝着由香里的声音方向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说？”
“说了，他不答应。”
我听见了鼻孔重重吁气的声音。此时女儿脸上有着什么样的表情，我完全可以想象。以前她只要一个不开心，就会皱起眉头，瘪起嘴，呼吸变得粗重。
“爸爸一定摆出了一副要跟他吵架的态度。算了，我自己去说。”
女儿的脚步声在木头地板的内廊上迅速远去。我脱下长胶靴，踏上了木头地板，抚摸着墙壁缓缓前进，进入了客厅。
“——伯父，求求你。”
飘着淡淡灯芯草及线香香气的空间中，由香里的声音自下方接近榻榻米的位置传来。
“真抱歉，我拒绝。”这句话宛如一把利斧，斩断了维系双方的丝线。
“哥哥，拜托你，先接受个检查就好。”我站着说道。
“我说过了，我不会接受检查。”
“除了交通费跟检查费，我还会准备一份谢礼。捐器官是以无偿为前提，所以不能花钱买你的肾脏，但我还是会给你一些钱，当作愿意接受检查的谢礼，如何？”
“我不要。”
“这笔钱是为了感谢你接受检查，就算不适合移植，我还是会支付。这对你应该是有利无害——哥哥，你打官司不是很需要钱吗？”
检查结果如果符合移植条件，再加上医师的具体说明，或许哥哥会改变心意。这件事要成功，先决条件是哥哥必须愿意前往医院。
“烦死了，我说不要就是不要。”
“那只是一些很简单的检查而已，我也做过，总之我们先到医院——”
“不管简不简单，我绝不接受检查。”
“至少先听过医生的说明——”
“你够了没有！这不是简不简单的问题——”哥哥说到一半突然愣住了，接着他咂了咂嘴，“总而言之，我就是嫌麻烦。”
我心里蓦然产生了疑窦。他刚刚原本想说的是什么？嫌检查麻烦，似乎只是借口而已。为什么他要如此顽固地拒绝？
我能理解他不愿意捐肾的心情，弟弟的外孙女虽然也算亲戚，但关系实在太远。然而，我总觉得理由没那么单纯。不管适不适合移植，我都会付钱，这对他来说应该毫无损失才对，他为什么要拒绝？他害怕的似乎不是捐出肾脏，而是接受检查这件事。
“在中国，若对家人见死不救，不是很没面子吗？夏帆跟你也算是血浓于水的家人。”
“我知道你的外孙女很可怜，但我不会接受检查。”
哥哥接着又说了一些理由，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刚刚我自己说的那句话，虽然突兀且荒唐，却令我再也难以释怀。
他跟夏帆真的是血浓于水的家人吗？
他真的是我的哥哥吗？
一九八三年，哥哥参加了访日调查团，与母亲相认，从此回到日本定居。这是不是个错误？这个二十七年来被我当成哥哥的男人，会不会跟我毫无瓜葛？是否他心里很清楚这一点，只是瞒着不说？
当年在中国失散的哥哥，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总是把家人的事情摆第一，每次得到稀有的食物，他总是让我这个弟弟先吃。有时他看忙于农务的母亲捶打腰际，就会要母亲趴下来，用一双小手卖力地为母亲按摩。
然而，重逢之后的哥哥有了天壤之别。他毫不理会家人所吃的苦，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事，性格也变得自私自利，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此刻，我的心情就好像长久以来细心照顾着蝴蝶的蛹，没想到破蛹而出的并不是蝴蝶，而是吃掉了宿主的寄生虫。
假日本遗孤——
我脑中浮现了这个近年来形成社会问题的字眼。眼前这个男人是否根本不是“村上龙彦”，所以才坚决不肯接受检查？
我感觉自己仿佛落入了迷惘与困惑的波涛之中。不知是谁抓住我的脚踝，想要将我拖入海底，我有一种快要窒息的错觉。
到目前为止，我与哥哥已多次意见不合，口角可说是从来没停过，但我不曾怀疑这个人并非自己的亲哥哥。可惜如今对我而言，哥哥只是一道没有脸的影子，我心里一旦开始疑神疑鬼，这个念头就像顽固的污垢一样难以擦拭干净。
回想起来，我们根本没做过DNA鉴定。
当时厚生省断定亲子关系的依据只是相貌的相似度，以及失散前情况的一致性。若要进行鉴定，必须支付六万日元，生活拮据的遗孤及双亲多半付不出这笔钱。而且，遗孤要回日本，原则上必须自付旅费，这可是极沉重的负担。
母亲一看到哥哥的脸，立刻便断定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但母亲会不会认错人了？这个人会不会是个假货，因为母亲的误认，从此当起了“村上龙彦”？倘若真是如此，他当然会担心如果接受了检查，他与夏帆并无血缘关系一事将会曝光。
但这个人假扮我哥哥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获得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吗？但若是这样，还是说不通。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在毫无胜算的国赔诉讼上，穷得必须赖在老家才能勉强达到温饱，他来到日本总不可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
“啊，对了，”哥哥刻意转移话题，“和久，有一封你的信，寄到老家来了。你等等，我去拿来给你。”
我听见纸拉门滑开的声音，脚步声逐渐远去，没多久又走了回来。
“你动过我的房间？”哥哥问道。
从声音的方向听来，这句话似乎是对着女儿问的。
“什么？怎么可能？”由香里回答，“我从来没进过伯父的房间。”
“抽屉里的信都掉出来了，而且——”哥哥接着面对我，“以前你寄来的信也不见了。”
我寄的信不见了？
“我就算再穷，也不会拿信来擦屁股。”哥哥笑着说道。
我先是一愣，不明白哥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仔细一想之后，才恍然大悟。日文中的“手紙”（信），在中国是“卫生纸”的意思。哥哥只是拿这一点来开了个玩笑。
“若是我寄的信，内容都没什么大不了，应该不会有人想偷才对。你会不会是弄丢了？”
“——不止一封，少了两三封。不过，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信，都是叫人代写的盛夏问候信之类的。”
“先不管这个，你不是说有一封寄给我的信？”
“啊，对，在这里。寄信人不明。这是第几封了？”
“应该是第五封了，十天内收到了五封。”
“你该不会惹上了什么麻烦吧？”
我接过信封，轻抚表面后将其撕开，取出里头的信纸。纸面上排列着细小的突起，这是“点字”，以六个点位的排列变化来表示日文的假名。我用食指指尖一读，这封信的内容是一首俳句 [5] 。
大约十天之前，我收到这一连串信件的第一封，当时信封里放了一张以墨字（非点字的普通文字）写成的信纸，我请邻居帮我一读，才知道寄信的人是哥哥，这封墨字信的内容为“老家收到一封寄给你的信，现在转寄给你”。信封里还有另一个信封，里头信纸上便是一首以点字写成的俳句。
“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哥哥问。
我念出信中的俳句。不过，这首俳句没有表示季节的“季语”，或许比较像川柳 [6] 。
“其他四封的内容呢？”
“也是俳句，我都保管在家里了。”
“嗯，真让人心里发毛。”
跟这比起来，发现哥哥是“假货”更让人心里发毛……我心里如此讥刺，但没有说出口。
我再次抚摸信中的点字，发现内容中的“は”（ha）是助词。在日文中，当“は”作为助词使用时，发音上必须读作wa。而根据点字规则，“は”及“へ”（he）这两个假名当助词用时，必须直接改为与其读音相同的“わ”（wa）及“え”（e）。
然而，信中的助词“は”并没有更改为“わ”，可见制作这封点字信的人并没有真正学过点字的规则。到底是谁带着什么样的动机寄了这样的信给我？
这件事跟有可能是假货的哥哥是否有关？倘若与哥哥有关，为何收信人是我？信中所写的“再也见不到了/我的孩子与妻子/美梦破碎了”又是什么意思？这是警告，还是威胁？收到了这样的信，实在让我摸不着头绪。回到东京之后，该找个时间把所有俳句信都拿出来仔细研究一下才是。
我将这封神秘的俳句信放回信封，收进提包里。这一天，我们吃了母亲亲手做的午餐，菜色中还多了凉拌的野菜。一直到太阳下山前，我们不断地说着心不在焉的闲话。由香里恳求哥哥捐出肾脏遭到拒绝，我则是怀疑哥哥根本不是哥哥，因此气氛颇为凝重。
哥哥进浴室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我摸索着走到浴室前，敲了敲玻璃门。
“谁？”浴室里传出模糊的声音。
“我想帮你搓背。”
“你想帮我搓背？今天是吹什么风来着？”
“今天突然对你提出那样的要求，给你添麻烦了，我想表达歉意。”
“噢，那就进来吧。”
我听见了玻璃门被拉开的声音，接着便感到一股水蒸气扑面而来，潮湿的暖流瞬间围绕在我的皮肤四周。
浴室非常狭窄，光是坐在椅子上的哥哥就已占据大部分空间，我只好在飘着濡湿木头香气的脱衣间以单膝着地的姿势跪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