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结账时,他问能否用美国运通旅行支票兑换50美元的现金。这个问题正常多了。我告诉他可以,然后他从十页的支票簿上撕下50美元的支票。那是我那天见过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待到快11点,然后我开车拉着他去了夜店。
这家夜店可以说是巴黎丽都夜总会的翻版,只是规模小点儿。我将他介绍给夜店的老板约翰,并试图将他单独留在那里待一会儿。他无疑仍然非常清醒,我以为如果一个人,他会喝得多点儿,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只得进去坐下和他一起喝酒。他似乎具有极强的占有欲,像个女人一样。真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我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年轻人,而不是,呃,实话实说,一个大腹便便的记者,那我或许会理解——当然,只是理解,不是赞同。但是他至少比我年轻个10岁到15岁。
夜店的桌子上点着蜡烛,让你可以看到人的脸。很快歌舞表演就开始了,我注意到他在观看。妮基也在表演的女孩当中,哈珀看着她们,就像在看窗外的苍蝇。我问他觉得左边第三个姑娘怎么样,那是妮基。
“腿太短了,”他说,“我喜欢长腿的姑娘。你想要这样的?”
“想要?先生,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开始讨厌这个人了,非常讨厌。
他瞅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切。”
我们喝着希腊白兰地。他伸手拿起瓶子,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能看到他下巴上的肌肉在抽搐,似乎是在生气。显然我说的话,或者在他看来我说的话,惹恼了他。我想说妮基是我妻子,但是话到嘴边我又收了回去。因为我及时想起我只跟他说过安妮特以及她被炸弹炸死的事。
他很快就喝完白兰地,然后跟我说要结账。
“先生,你不喜欢这儿吗?”
“还有什么可看的?她们一会儿还要脱吗?”
我笑了笑,对于这种粗鄙的话语,这是我唯一可能作出的反应。反正,我并不介意加快自己今晚的计划。
于是,我说道:“还有一个地方。”
“类似这里?”
“是娱乐场所,先生,更加私人和私密的娱乐场所。”我谨慎地斟酌着字眼。
“你是说妓院?”
“先生,我不会这么说。”
他嗤笑道:“我打赌你不会。那么,‘俱乐部’怎么样?这个词听起来对了吗?”
“艾尔玛夫人那里非常安全,所有东西都是最好的,先生。”
他笑得乱颤。“知道吗,亚瑟?”他说,“如果你的胡子刮得短一点儿,再去换个好发型,随时都可以出去当个男管家了。”
他的表情让人看不出是在恶意侮辱,还是仅仅开了个蹩脚的玩笑,我姑且当作后者。
“先生,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玩笑’吗?”我礼貌地问。
这似乎更加取悦了他。他咯咯地蠢笑,最后说道:“好吧,亚瑟。就照你说的来,让我们去看看你的艾尔玛夫人吧。”
我不喜欢“你的艾尔玛夫人”这种说法,但我假装没有注意到。
艾尔玛有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独门独院,就在通往基菲西亚的路旁。她那里每次最多不会超过六个女孩,而且每几个月就会换些新人。当然,价格也很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客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门进出,以免碰面的尴尬。他们见到的人只有艾尔玛和负责财务的女经理基拉,当然还有他们自己选择的姑娘。
哈珀似乎颇为满意。我用“似乎”这个词是因为我向他介绍艾尔玛时,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还对屋子的装潢称赞有加。艾尔玛本身也算是风韵犹存,而且喜欢看起来体面的客人。如我所料,他不再啰唆着让我陪他了。等到艾尔玛给他上酒时,他瞥了我一眼,做出一个不送的手势。
“一会儿见。”他说。
于是我便确信一切正常,并走进基拉的房间去收取我的佣金,顺便告诉她他身上有多少钱。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我说我还没吃晚餐,要出去吃点儿东西。基拉说那天晚上不是特别忙,我可以慢慢来。
接着我就开车去了布列塔尼大酒店,把车停在路旁,绕了一圈走向酒吧,并进去要了杯酒。如果有人碰巧注意到我并且之后还有印象的话,我得给自己找个简单理由,解释我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我喝完酒,给了服务员不错的小费,然后穿过大堂进入电梯。电梯是全自动的,自己按按钮就可以启动。我上了三楼。
哈珀的套房位于酒店内楼,远离辛泰格马伊奥斯广场的喧嚣,而且从楼梯口那里看不到套房的门。楼层服务员晚上不上班。一切都很简单。跟往常一样,我把万能钥匙藏在一个旧零钱包里;但是也跟往常一样,我用不上它。除非特别上锁,否则这家酒店的老楼里有许多套房的客厅门无需钥匙即可从外面打开。这样可以方便端着托盘的客房服务生进入。而整理床铺的女保洁最懒得做的事往往就是随手锁门。为什么要锁门呢?希腊人是一个特别诚实的民族,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哈珀的行李全都放在卧室。那天我在机场的时候曾接触过它们,把它们放进车里,因此完全不必担心指纹的问题。
我先从他的公文包下手,里面有许多商业文件,好像与一家制造记账机的、名为泰克莱克的瑞士公司有关,我没太在意。还有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钱,包括瑞士的法郎、美国的美元和联邦德国的马克,以及价值超过2000美元的黄色旅行支票号码单。号码单在支票遗失需要止付的时候可以作为记录凭证使用。我没有动钱,但是拿走了号码单。至于支票,则被我在一个手提箱的侧袋里找到,50美元一张,一共35张。哈珀的名字叫沃尔特,还有一个大写的K中间名。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人在旅行支票的保管上都漫不经心。仅仅因为支票兑现时需要会签,他们就以为只有本人才能兑现。但是实际上只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模仿预留签名,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术。写得太快、天太热、换了支笔、令人不便的柜台高度、签字的时候站着而没有坐着……有十多条理由可以解释两次签名的微小差异。不会有笔迹专家检查,至少兑现时不会。而且通常只有在银行,收银员才会要求出示护照。
还有就是,如果口袋里装着普通的钱币,我们一般会知道,至少大约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而且每次付钱时,都相当于又提醒自己一遍,这样的钱我们看得见也摸得着。但旅行支票却不一样,就算去看,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装着支票的蓝色票据夹。试想一下,我们多久会去数一次支票,以确定所有的支票都在?而如果真的有人抽走了票据夹底部的支票。我们又要多久才能发现?十有八九得等到上面所有的支票都用完。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它是什么时候被人拿走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在旅行,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在哪里被人拿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被拿走的,又怎么可能想得到是被谁拿走的?所以不论怎么想,都很难及时阻止支票兑现。
把旅行支票四处乱放的人就活该把它们弄丢。
我只从票据夹底部拿走6张支票,也就是300美元,给他留了大约1500美元。我一直认为,贪婪是一种罪过。但不幸的是,我犹豫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拿两张,而他又会不会更早发现。
于是,等到哈珀走进屋的时候,就看到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支票。
[1]古希腊货币。——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第二章
我在卧室里,而他是从客厅过来的。他开门的时候动作肯定很轻,否则我不可能听不到门响。我猜他八成很希望在这里见到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我正好站在一张床的床脚处,被他堵了个正着。有那么一会儿的时间,他就站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我,似乎心情非常愉悦。
“好吧,亚瑟,”他说,“你应该等我的,不是吗?”
“我正要回去。”真是蠢话,我想。不过估计这时候无论我说什么,听起来都高明不到哪儿去。
然后,他突然反手朝着我的脸扇了一巴掌。
力道大得犹如脚踹。
我的眼镜被打掉在地,身子也踉踉跄跄地朝床退去。我抬起手来想自保,但他紧接着又挥起了另一只手。等到我被打得站不住脚时,他把我拖了起来,继续殴打,就像野蛮人一样。
我再次被打倒在地,这次他总算没有继续。我的耳朵嗡嗡直响,眼前一片模糊,头疼得好像要裂开,鼻子也开始流血。我掏出手帕捂住鼻子,以免弄脏衣服,同时在撒得到处都是支票的地毯上四处摸索我的眼镜。我最终找到了眼镜,有点儿变形,但是还没有坏。我戴上眼镜,看到他的鞋底离我的脸不过一码远左右。
他坐在扶手椅里,身体后仰,就那么看着我。
“起来,”他说,“注意别把血沾到地毯上。”
我爬了起来,他也迅速起身。我以为他会再次打我。但是,他只是抓住了我一侧的夹克翻领。
“你身上有枪吗?”
我摇摇头。
他拍了拍我的口袋,我猜他是在确认,然后他将我推开。
他说:“浴室里有纸巾,去弄干净你的脸,但是不要关门。”
我乖乖照做。浴室里有一扇窗户,就算从那里逃走不会摔断脖子,我也没有想尝试的念头。因为他会听见,而且,我能逃到哪儿去?他只要打个电话给夜间执勤人员,警察就会在五分钟内赶到。而他没有喊人,这至少已经意味着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或许,作为外国人,他并不想成为证人牵扯到案子里。毕竟,他实际上也没什么损失。而且如果我等会儿能够卑躬屈膝一些,甚至掉几滴眼泪,他很可能会决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尤其是在他把我打得那么惨的情况下。我想得很好,但是我早就应该料到,像哈珀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指望他具备一般人应有的社会礼仪。当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捡起支票夹,正把它放入手提箱。而我撕下的支票却仍然搁在床上。他拿起它们,示意我朝客厅走去。
“过去。”
我进了客厅,他越过我走到门口,然后插上了门。
客厅侧壁处有一个大理石台面的柜子。柜子上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个冰桶、一瓶白兰地和几个玻璃杯。他拿起一个杯子,然后看向我,说道:“坐那儿。”
他示意我坐在窗户下写字台旁边的椅子里。我听话地坐了下来,现在似乎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想。我的鼻子仍在流血,头也一阵阵发疼。
他在一个杯子里倒了些白兰地,然后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一般人如果想将一个人送给警察,是不会先让他坐下来喝一杯的。也许哈珀只是想来一次诚恳的谈话,只要我给他讲一个不幸的故事,表现出悔不当初的样子,他就会因为自己的宽宏大量相信我说的话,并且决定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一边往杯子里放冰块,一边看向我。
“亚瑟,你是第一次被人抓住吗?”
我擤了擤鼻子,让血继续流,然后回答道:“先生,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许是因为和你一起喝了白兰地,我真的喝不惯这种酒。”
他转身瞪着我,一张脸突然让人分辨不出年龄,那是一种病态的苍白色,嘴巴也看起来怪怪的。我以前见过类似的脸,顿时做好了心理准备。旁边的写字台上有一盏金属灯,不知道在他扑过来前,我能不能先发制人。
但是他并没有动,只是朝卧室瞥了一眼,而后又看向我。
“有些事情你最好搞清楚,亚瑟,”他缓缓地说道,“刚才在里面不过是热热身。如果我真想修理你的话,你就只能躺在担架上离开。而且除了你,没人会在乎。我回来时正好撞见你偷东西。你想凭借武力脱身,而我不得不进行正当防卫。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所以,别给我扯淡,好吗?”
“对不起,先生。”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放到这张桌子上。”
我按照他的话做了。
他查看了我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驾照和证件,还挨个用手翻了一遍。当然,最后他在零钱包中找到了万能钥匙。我已经将钥匙柄锯短,而且还在末端割了一个槽,这样用一个小硬币就能转动钥匙,但是钥匙仍然有两英寸多长,而且还很重。正是钥匙的重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盯着它看。
“你做的?”
“钥匙不是。我只是把它锯短了。”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他点了点头说:“这样好多了。好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所以说,你是个小毛贼,一有机会就会溜进酒店客房偷旅行支票。那么,复签怎么办,你自己签吗?”
“是的。”
“也就是伪造签名喽。那么,我再问你,你之前有没有被抓过?”
“没有,先生。”
“确定?”
“是的。”
“在警局有留过什么案底吗?”
“在雅典吗?”
“我们可以从雅典开始。”
我犹豫了一下:“呃,也不能说是案底,交通违章算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少给我磨叽。”
我打了个喷嚏,绝对不是存心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托盘里抓起一堆纸巾扔给我。
他继续说道:“我从机场就看出你是个什么人,但是我不认为你会这么蠢。你为什么要告诉基拉自己没吃晚餐?”
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样我才能过来。”
“你为什么不说要给汽车加油呢?这么说我还可能就信了。”
“这似乎并不重要。为什么你会怀疑我呢?”
他笑了:“嗬,老兄!我知道你那辆车在这里卖多少钱,我还知道油价是60美分每加仑。按照你的收费标准,永远也别想赚回本来。对了,你可以从餐厅、夜店和妓院抽取提成,但它们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因此肯定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基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她知道有猫腻,因为你从她那里兑现过不少旅行支票。”
“她跟你说了这个?”这真让人恼火,本来至少还能指望一个妓院老鸨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
“她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又没有跟她说过支票是偷的,不是吗?”他将杯子里的白兰地一饮而尽,继续道,“我碰巧不喜欢花钱嫖娼,但我想了解更多你的事,于是就问了。而当她们明白我不会不付钱就闪人时,也都表现得非常友好,帮我叫了出租车,打点好一切。现在,我想你可以说了。”
我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好吧。我有过三次案底。”
“因为什么?”
“三次起诉的罪名都是说我冒充正式导游。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一两个游客脱离枯燥的考古学解说罢了。正式导游必须背下那些玩意儿才能通过考试。游客想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但他们不喜欢无聊的东西。”
“然后怎样?你坐牢了吗?”
“当然没有,只是被罚款了。”
他认同地点了点头,说道:“艾尔玛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你只需要像这样老实交代就行了,那样我们或许就不需要警察插手。你以前有在哪里蹲过监吗,我的意思是,入狱服过刑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
“好吧,先不说这个,”他打断我的话,“土耳其呢?”
“土耳其?为什么这么问?”
“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
“在那里有过案底吗?”
“我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带人参观博物馆被罚过款。”
“哪个博物馆?”
“托普卡珀博物馆。”
“你那时候也是假扮成正式导游了吗?”
“那里的导游必须有资格证,而我没有。”
“你曾经从这里开车去过伊斯坦布尔吗?”
“这属于刑事犯罪吗?”
“回答我,去过吗?”
“去过几次,一些游客喜欢公路旅行。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而是从写字台上拿起一个信封,开始用铅笔写写画画。我此时迫切地想来根香烟,但是又不敢真的点上一根,免得自己看起来太过悠哉。我确实很不安,也很困惑,但是我得确保自己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于是,作为代替,我喝了口白兰地。
他总算停止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说道:“好了,亚瑟。这里有一沓白纸和一支笔。我来说,你来写。不,不用废话,就照我说的做。”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拿起笔。
“准备好了?”
“好了。”
“开头写上,‘致雅典警察局局长’。明白吗?继续。‘我是住在’——写上你的地址——‘的亚瑟·A.辛普森,特此供述,6月15日,我用万能钥匙非法进入布列塔尼大酒店沃尔特·K.哈珀先生的套房,偷走了价值300美元的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支票号码为……’”
他把手伸进口袋向外摸撕下来的支票时,我开始抗议:“哈珀先生,我不能这么写,我会被定罪的,我无法为自己辩护。”
“你想更快一点儿为自己辩护吗,比如现在?要是这样,我可以立马给警察打电话,让你好好解释一下这把万能钥匙,”他顿了一下,复又更加耐心地说道,“看,大叔,也许你和我将会成为唯一看过它的人,也许一周后它就不复存在了。我只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心怀感激地接受呢?”
“你要我做什么呢?”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你先接着写,‘支票号码为P89.664.572至P89.664.577,全部为50美元一张。我打算模仿哈珀先生的签名,使它们非法兑现。我曾经以这种方式偷走、伪造并兑现过其他支票。’闭嘴,继续写!‘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做不到。哈珀先生拥有基督徒的慈悲心怀,而且在游览雅典期间对我非常友善,我觉得自己不能对他下手。因此,我现在通过这封信归还自己从他那里偷走的支票。作出这样的决定,让我有了离弃黑暗奔向光明的感觉。作为一个犯下大错的罪人,我知道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归还窃款、坦白认罪,并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罚款。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在来生得到宽恕。’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我签了名。
“日期是从今天算起的一周后。不,还是写成23日比较好。”
我写上了日期。
“给我。”
我交给了他,他来回看了两遍,然后冲着我笑了。
“现在不说话了,亚瑟?”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写了。”
“没错。现在,你可以想想如果我将它寄给警察会怎样。”
我耸了耸肩。
“好吧,我来告诉你会怎样。首先,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疯子,可能还会以为我也是个疯子,但是他们不会对我感兴趣。而我也不会露面。另一方面,因为支票,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此事。300美元!足够他们上心了。因此,他们首先会同美国运通公司联系,找出所有能追溯到雅典银行账户的伪造支票。然后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拷问。你能怎么办,亚瑟?告诉他们我的事还有发生的一切吗?这样做很蠢,不是吗?他们会给你最严厉的处罚。不,你那么聪明,肯定不会这么做。你懂得随机应变,这么一来,你就真得为自己辩护了——主动认罪、赔偿或真诚悔改。我敢打赌,只要一句套话你就能脱身,也就关个不到一年吧。”
“真是谢谢了。”
他又笑了,挥舞着我写的那张纸和支票道:“不用担心,亚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只是个小小的保险。”他拿起酒瓶,重新在我的杯子里倒满白兰地,同时说道:“你看,我有一个朋友想托你保管点儿贵重的东西。”
“什么?”
“一辆车,你要开着它去伊斯坦布尔,报酬是100美元,其他费用另算,就只是这样而已。”
我成功被逗笑了:“如果只是这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勒索我。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价钱,我每周都乐意做。”
他看上去一副受伤的样子:“勒索?什么勒索?我说的是保险。那是一辆价值7000美元的林肯,亚瑟。你知道它现在在土耳其值多少钱吗?”
“14 000。”
“所以,问题很明显不是吗?如果你开着它进了第一家修理厂然后转手把它卖掉怎么办?”
“那可不是这么容易能办到的。”
“亚瑟,今晚只为了300美元,你就能铤而走险。现在有14 000块,鬼知道你能做出什么事来。成熟点儿吧!这样一来,我就不需要担心了,我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只要我得知汽车安全抵达,这页小小的供认书就会被撕毁,而支票也会重新回到我的口袋里。”
我沉默了,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他也知道,可他不在乎。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副很享受的模样。“好吧,”我最后说,“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他点了点头说:“正常。但是,亚瑟,这份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该问的别问。”
这个回答也算在我的意料之中:“好吧,我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你开车去萨洛尼卡要多长时间?”
“六七个小时吧。”
“让我想想。明天是星期二,如果你中午出发,晚上就可以在那里过夜,然后周三晚上到埃迪尔内。等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应该是星期四下午,时间上可以,”他想了一会儿,继续道,“我告诉你怎么做。你今天晚上收拾一下行李,明天早上乘出租车或电车过来。10点在楼下等我。”
“我在哪里取车?”
“明早我带你去。”
“你说了算。”
他打开门说:“那就这么定了。现在收好你这些破烂儿走吧。我得睡一觉。”
我把自己的东西装回口袋里,然后朝门口走去。
“嘿!”
我转过身,有东西砸到我的胸膛,继而落到我的脚下。
他说:“你忘了你的万能钥匙。”
我捡起钥匙就走了,没有说晚安或其他什么。他并没有在意,自顾自地喝完杯子里的酒。
上学时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杖责。而关于杖责还有一套固定的流程。首先朝你发火的老师会停止咆哮,如果是平日就比较沉默的老师,则会松开他咬紧的牙关,然后说:“去找校长批张条。”这就代表着你要挨揍了。纸条的内容都一样,请求允许体罚,后面跟着老师的姓名缩写;但是在交给你之前,老师们总是会折叠两次,不希望你看到里面的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必须征得许可让他们感到很不爽。
然后,呃,就得去找“猪鬃”了。当然,他有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更多时候,他会给六组上三角函数或拉丁语的课。这时候,你就得走进去站着,直到他想注意到你。有时候,你不得不等上个五到十分钟,这要看“猪鬃”的心情。“猪鬃”长得又高又壮,一张紫红色的脸,手背上布满了黑色的毛发。他上课时语速飞快,一会儿嘴角处就溅满白色的沫点儿。如果“猪鬃”心情不错,基本上你一进去,他就会中断,并开始打趣道:“啊,好学生辛普森,或者我们应该说不够好的学生辛普森,要我们为你做点儿什么呢?”不管他说什么,六组的孩子都会爆发出一片笑声,因为他们笑得越厉害,他浪费的时间就越多。“你犯什么错了,辛普森,你又犯什么错了?请讲讲。”这时候,你就要说自己干什么或者没干什么了,比如没写完作业了、撒谎了或是溅墨水了,而且必须实话实说,以防他之后找老师求证。等他调侃够了,就会在纸条上签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在“销魂”事件之前,我认为他还是相当喜欢我的,因为即使我要挨打,也常常假装忍俊不禁,为他的笑话捧场。而当他心情不好时,通常会称呼你为“先生”,我一直认为这有点儿蠢。“得,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在桌子下面抄作业?可耻,先生,真是可耻!趁着白天好好干吧!现在出去,别浪费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