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对哈珀的态度也是这样。他给了我一顿“杖责”，如果换作其他人，很可能会自怨自艾，但是我不会，我开始思索反击的方法。
显然，只要他有“供认书”，我就不敢轻举妄动。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是个骗子。虽然我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骗子，但我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些概念，迟早会弄明白。然后，等到安全的时候，再趁机在警察面前揭开他的伪装。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妮基已经上床了。我原本希望她已经入睡，因为被哈珀打过的脸一侧很红，而我又不想做无谓的解释。但是房间开着灯，妮基正在翻看某本法国时尚杂志。
“哈啰，老爹。”她说。
我回了句哈啰，并进入洗手间扔掉沾满血的手帕，然后回到卧室，开始脱衣服。
妮基说：“你在夜店没待多长时间。”
“他想去艾尔玛那里。”
她显然不爱听这个说：“你打探到更多的情况了吗？”
“他是一个商人，好像是做记账机生意的。他有一个朋友有辆林肯，想让我帮他开到伊斯坦布尔。我明天出发，报酬还不错，100美元。”
她闻言坐起身来：“那还真不错，是吧？”然后，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我的脸，问道，“你的脸怎么了？”
“出了点儿意外，有个开着西姆卡的蠢蛋，害得我急刹车。”
“警察来了吗？”
妮基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凡事都喜欢假设。我之前曾被指控（误控）过酒后驾驶肇事，就因为这样，后来无论我遇到多小的交通事故，她都以为我会被警方起诉。
“没事。”我一边说，一边转身把西服挂了起来。
“你会离开很久吗？”妮基好像已经接受了事故的说法。
“两三天吧，我会突然坐着飞机回来，然后带着小情人给你个惊喜。”
我以为会逗乐她，但她连嘴角都没弯一下。我上了床，在她旁边躺下。她熄了灯，过了一会儿后，说道：“像哈珀这样的人怎么会想去妓院？”
“可能是因为在其他地方他都硬不起来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手抚摸我的脸说：“老爹，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是没想过告诉她，但这就意味着要公开承认我在车祸的事上撒了谎，因此我没有回话。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睡着了。
早上我离开的时候，妮基仍在睡觉，也可能是假装在睡。
哈珀让我等了十分钟，时间长到足以让我想起自己忘了取下汽车上的电瓶。电瓶的蓄电情况不是很好，估计等我回来的时候，车上的电子钟就会把电耗完。我正琢磨要不要给妮基打电话，让她请门房取下电瓶时，哈珀下来了。
“准备好了？”他问道。
“好了。”
“我们去乘出租车。”
他跟出租车司机说去比雷埃夫斯的石碑街。我们一上路，他就打开公文包，掏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敢肯定，昨天晚上还没有这个东西。
他说道：“这里有你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车辆旅行通行证、保险绿卡、1000德拉克马的希腊货币、100里拉的土耳其货币和50美元的紧急费用。通行证已经复签，让你能够通过海关，但你最好自己再检查一遍。”
我又确认了一下。通行证上显示车子的登记地是苏黎世，而车主或者说车辆的法定负责人是一位叫伊丽莎白·利普的小姐，地址写的是苏黎世劳芬的埃克塞尔西奥大酒店。
“这位利普小姐就是你的朋友？”我问道。
“没错。”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和她见面吗？”
“不，但是或许你会在伊斯坦布尔见到她。如果海关问起来的话，就说比起850英里的车程，她更喜欢乘船去伊斯坦布尔。”
“她是过来旅游的？”
“要不然呢？她是我一个商业合伙人的女儿。我只是卖给他个人情。对了，如果她想让你载她去土耳其转转，你可以趁机赚点儿外快。不过，兴许之后她还会让你把车开回来。我不清楚她后面有什么计划。”
“好吧。”他曾对我说过不该问的不要问，这会儿倒是出奇地健谈，“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后，我要去哪里交车？”
“哪里都不用去，直接去公园饭店。我会为你在那里预订房间。你只要在星期四登记入住，然后等待指示就行了。”
“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回我签字的信？”
“等到这个活儿干完，信会和钱一起给你。”
石碑街顺着码头延伸，一个奇怪的巧合是，对面正好有一艘土耳其客运货运服务公司的船，载着一辆汽车从侧入口港经过。我不禁瞥了哈珀一眼，想看他是否注意到了。不过就算他看到了，他也没有给出任何反应。我什么也没说，如果他只是无知，我不会特意加以提点；如果他仍然真的以为我会蠢到相信他那套关于利普小姐旅行需要和安排的说辞，那就更好了，我可以为自己做好打算，至少我想我可以。
顺着石碑街跑了大约一半，路旁出现一家汽修厂，上面挂着一个老旧的米其林轮胎标志。哈珀让出租车司机停在那里等，然后和我一起下车朝汽修厂走去。屋子里有一个人，透过窗户看到哈珀后，立刻迎了出来。他又黑又瘦，穿着一身油腻腻的蓝色工装。我没听到哈珀用任何名字称呼他，但他们似乎相当熟稔。可惜的是，他们在一起交谈时使用的是我从来没学过的德语。
过了一两分钟，那人带着我们穿过一个小车间，经过一个废料场，然后到达一排上锁的车库前。他打开其中一个车库，里面正是一辆林肯，灰色的四门大陆，我估计车龄在一年左右。那人把钥匙交给哈珀。哈珀钻进车子，启动后将其从车库开到院子。车子长得好像足有一英里。哈珀下了车。
“好了，”他说，“车子没问题，油也加满了，你可以出发了。”
“好的，”我把行李放到后座说道，“但是我想先打个电话。”
他立刻警惕起来：“打给谁？”
“给我公寓的门房。我想跟他说我这次出去可能比之前说的要久，让他帮我把车上的电瓶取下来。”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好吧，你去店里打吧。”
他对蓝工装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都进到店里。
妮基接了电话，我和她说了电瓶的事。她开始抱怨我走时没有叫醒她告别，我挂了电话。我说的是希腊语，但哈珀一直在旁边听。
“是个女人的声音。”他说。
“是门房的妻子，怎么了，有问题吗？”
他对蓝工装说了几句话，我听懂了其中的一个词是德语里的地址。我猜他是想确认我有没有泄露汽修厂的地址。那人摇了摇头。
哈珀看向我说：“没，没问题。不过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为我干活儿。”
“我会在伊斯坦布尔见到你，还是回到这里找你？”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出发吧。”
我花了一两分钟熟悉车子的各个控制装置，哈珀和那个男人则站在旁边看着。然后，我发动车子，掉头朝雅典和底比斯-拉里萨-萨洛尼卡公路驶去。
跑了大约半英里后，我发现我们之前乘的那辆出租车跟在我后面。因为要适应车子，我开得并不快，按理说出租车早就应该超过我，但它仍然在我后面，可见哈珀一路都在盯着我。
开出雅典大约5英里的时候，我看到出租车靠路边停下，然后开始掉头。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又开了40分钟左右，直到到达第一块棉花田，然后转上一条小路，停在几棵洋槐树的树荫下。
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把车子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我先查看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比如备胎舱后面、坐垫下面还有仪表板后面。然后，我又拆下所有的轮毂盖。一些轮毂盖后面的空间大得惊人，尤其是美国汽车。我知道的一个人经常用这种方式运毒，而且一次就能偷运近两公斤的海洛因。但是这辆车的轮毂盖里面什么都没有。于是，我又检查了一下水箱，用一根长树枝四处戳了戳，看看里面或底下有没有隔间，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我想爬到车底下看看是否焊接了什么东西，但是底盘太低，我钻不进去。我决定到萨洛尼卡找间汽修厂，从下面检查车底。另外，车上装有空调，因此我拧开盖子，看了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
现在的问题是，我对自己要找的东西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们是珠宝、毒品、黄金还是货币。我只是感觉车里肯定有东西。一番折腾后，我放弃了搜查，坐在那里开始抽烟，同时思索着有什么东西值得从希腊走私到土耳其。但是我什么都没想到。我掏出车辆通行证，查看车子的行驶路线。车子来自瑞士，经过意大利，由布林迪西经轮渡到佩特雷。副联显示利普小姐是连人带车一起轮渡过海。也就是说，她至少知道渡车过海的事。但是，这只让整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然后我突然想到哈珀曾说过可能需要返程，需要我将车从伊斯坦布尔开回雅典。也许这才是整件事情的重点。我从希腊正大光明清清白白地开车去土耳其。等到汽车过关时，车子和司机都会给希腊和土耳其的海关留下印象。几天后，同一个司机开着同一辆车返回，他们会说什么？“伊斯坦布尔怎么样，伙计？你的肚子还好吗？有什么要申报的吗？后面没有藏着大尾绵羊吧？过吧，伙计，过。”然后，车子就会开回比雷埃夫斯的汽修厂，而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则会从底盘的内凹处、车身的轮毂下以及自动变速器旁边的发动机罩里掏出一包包藏好的海洛因。除非，希腊海关那边有个马其顿的浑蛋想给自己挣个奖章。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听到一桩奇闻，令人尊敬的瑞士女士雇用的司机不知检点，因走私海洛因被抓，那我可就真摊上事了。
我只能见机行事。
我又把林肯开回大道，继续赶路。当天傍晚6点多一点儿，我到达萨洛尼卡。为了谨慎起见，我开进一间大汽修厂，给了修车小哥几个德拉克马，让汽车上了液压升降机。我说车子有异响要检查一下。结果车底没有发现新焊接的迹象。我并不感到意外，此时，我已经基本确定返程才是关键。
我找到一家舒适的小旅馆，利用哈珀给的钱美美地吃了一顿，还要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很快就休息了。次日清晨，我一大早就出发了。从萨洛尼卡穿过色雷斯到埃迪尔内（以前也叫作阿德里安堡）附近的土耳其边境需要8个小时，如果没有及时赶到，就有可能碰到道路交通海关检查站夜间关闭的情况。
我大约在4点半的时候抵达，顺利通过希腊关检。但在土耳其这边的卡拉阿加克时，我不得不等待前面一些农用卡车先行。大约过了20分钟，我才将车开到关卡。我带着通行证和其他证件进入检查站时，里面几乎已经没人了。
当然，相比自己我更担心车子。因此，在把护照和货币申报单递给边检人员后，我就直接去海关柜台那里提交车辆通行证。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名海关检查人员和我一起出来查看车子，他检查了我的行李，至于车子他只是随便看了几眼。他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只惦记着自己的晚饭。
“旅游？”他问。
“是的。”
我们回到站里，他继续贴签，确认通行证入境有效，同时撕下他那部分的副联。就在他将通行证合上递给我时，我感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是刚才的边检人员，他的手里拿着我的护照。
我伸手去拿，但是他摇了摇头，拿着护照在我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同时用土耳其语说着什么。
我会说埃及阿拉伯语。土耳其语里面有许多阿拉伯语单词，但是土耳其人的发音方式很奇怪，其中还掺杂了大量的波斯语和古土耳其语。我无奈地耸了耸肩，他见状又换成法语，我这才听懂。
他说我的护照已经过期三个月了。
我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今年早些时候，我与埃及领事馆的人（或者按他们的说法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产生了一些分歧，结果就忘了护照的事。事实上，我已经决定告诉埃及人他们可以拿他们的护照去喂狗了，并准备联系英国那边恢复我的英国国籍。这点我需要声明一下，我完全符合资格。但是因为有那么多事要忙，我实在懒得去填那些必要的表格。我的希腊居留证能够正常使用，而我平时需要的所有证件也就是它了。坦白地讲，我觉得我们当今实施的所有证件管制都非常无聊。因为哈珀的事情，我一直焦虑不安，自然没有想过去确认一下护照上的日期。如果我早知道护照过期，肯定会费更多的心思和边检人员打交道，比如在他贴签或者干类似这些事的时候不停地和他说话。我以前从未让自己陷入过这样的麻烦当中。
于是，整件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当然不能怪我喽。边检拒绝给护照贴签，并表示，我必须开车回萨洛尼卡，找埃及副领事续签护照，然后才能让我入境。
这在当时来说根本不可能，但是我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海关检查员开始发话，他一边挥着通行证，一边嚷道车辆准许入境，现在已经合法进入土耳其。如果我不能过境，不能合法地进入土耳其，那怎么才能合法地取出车子呢？护照过期有什么大不了的？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怎么就不能给护照贴签，睁只眼闭只眼让我过去呢？
好吧，这只是我的臆测。事实上，他们现在开启了土耳其语交谈模式，相互斥责，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如果我能和边检人员单独待会儿，那我还可以试试贿赂他，但是现在还有旁人在场，这样做太过冒险。最终，他们俩都离开去找上级领导了，留我一个人站在那儿，既没有通行证也没有护照，只有——实话实说——满心的焦躁不安。真的，我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会听从海关检查员的意见，忽略护照的日期。
运气好的话，不是不可能。但就算“运气好”，他们让我通过，事情也会变得很棘手。我可以设法在伊斯坦布尔购买埃及领事馆的贴签，伪造护照续签，但这并不容易。或者，我不得不去英国总领事馆报失英国护照，利用他们确认的空当设法让他们给我弄一个临时旅行证，同样不容易。但是，就我的尴尬处境来说，至少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想到并且能应付的。而实际上，我真正要面对的难题却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
我在海关检查站的小屋子里待了大约十分钟，被门口一个带枪的警卫盯着，他看上去就好像巴不得有理由给我一枪一样。我装着不去在意他，但是他的存在着实让人没法忽略。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感到一阵阵的肠胃不适了。
过了一会儿，边检人员回来朝我招了招手。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小营房附近的走廊里，最后来到一扇门前。
“现在要干吗？”我用法语问道。
“站长要见你。”
他敲了敲门，然后把我引了进去。
这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屋子很小，中间摆着一张绿色台面的搁板桌和几把硬木椅。海关检查员站在桌子旁边。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坐在那里，脸色蜡黄，满是皱纹。他穿着某种军官的制服，我猜是军事安全警察。我的护照和通行证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抬头冷冷地看着我说：“这是你的护照？”他的法语说得很不错。
“是的，长官，我只能说很后悔没有注意到它到期了。”
“你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容我解释，星期一晚上我才得知要跑这一趟，昨天一大早就出发了，急匆匆的，压根没想到要检查一下证件。”
他低头看着护照，说：“上面写着你的职业是记者，但你跟海关检查员说你给人开车。”
他喜欢刨根问底，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是司机，长官。我原来是一名记者，现在也是，但人必须生活，这行并不好干。”
“所以你现在是一名司机，也就是说护照上又有一处对不上，是吧？”这么说并不公平，但是我想最好还是不要跟他较真。
“世事多变，长官。我在雅典有自己的车，出租车。”
他凝眉注视着车辆通行证说：“这辆车归伊丽莎白·利普所有，她是你的雇主吗？”
“目前是，长官。”
“她人呢？”
“我猜是在伊斯坦布尔，长官。”
“你不知道？”
“是她的经纪人雇的我，长官，让我把车开到伊斯坦布尔，说她要在那里旅游。她自己更喜欢乘船过去。”
然后就是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他再次查看通行证，然后突然抬头看着我说：“这个女人是什么国籍？”
“我不知道，长官。”
“年龄呢？什么样的女人？”
“长官，我从未见过她，所有的事情都是她的经纪人操办的。”
“她从雅典到伊斯坦布尔乘船只需要24小时，但她却让她的车花三天跑上1400公里过去。如果她要让车到伊斯坦布尔，为什么不直接带车过海呢？很简单的事，而且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
我很清楚这一点，于是耸了耸肩说：“我不过是拿钱开车，长官，而且报酬很不错，轮不到我去问这位女士的计划。”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抽出一张纸放在自己跟前，并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交给海关检查员，后者看了看，点了点头，就很快出去了。
站长似乎放松下来，开口道：“既然你对车子的主人一无所知，那就说说她的经纪人吧，是旅行社吗？”
“不，长官，是一个男人，一个美国人，他说自己是利普小姐父亲的朋友。”
“他叫什么？现在在哪里？”
我把自己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他，包括我和哈珀之间的关系。但我没有提旅行支票的事，他对那个应该不会感兴趣。
他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等我说完后，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表情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和蔼可亲了。
他开口问道：“你以前跑过这样的活儿吗？”
“跑过几次，长官。”
“拉着游客一起？”
“是的，长官。”
“有不带游客的时候吗？”
“没有，长官。他们喜欢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路上顺道看看奥林匹斯山、萨洛尼卡和亚历山德罗波利斯。”
“那你不觉得哈珀的提议很奇怪吗？”
我挤出一个笑容说：“我觉得很奇怪，站长大人，只有两个原因能解释得通。一是哈珀先生很重视他的商业伙伴，急于给他女儿留下一个靠得住的好印象，以至于在安排行程前忘了咨询别人的意见。”
“二呢？”
“二是他知道车子轮渡到伊斯坦布尔必须由车主亲自随行，而他又不希望在车子过海关时露面，因为担心会被人从车中发现某些不应该发现的东西。”
“我明白了，”他微微一笑，道，“但是你就不害怕？”
此时，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融洽了许多。我说道：“站长先生，我可能有点儿粗心，会忘了续签护照，但我不是傻子，昨天离开雅典的时候，我特地停下车，把车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包括车轮都搜索了一遍。”
这时有人敲门，是海关检查员回来了。他拿着一张纸放在站长面前。站长看着纸上写的东西，表情瞬间严肃起来。他再次抬头看着我说：“你说你把车上的每一处都搜查过？”
“是的，长官，每一处。”
“那你搜过车门里面吗？”
“呃，没有，长官，车门是封闭的，我不能毁坏……”
他用土耳其语快速说了几句话。突然，边检人员用一只胳膊锁住我的脖子，并用另一只手摸向我的口袋。然后他猛地一下子把我摁倒在椅子上。
我茫然地盯着站长。
他看着手里的纸，念道：“车门里面藏了12个催泪弹、12个震荡手榴弹、12个烟幕弹、6副防毒面具、6支巴拉贝鲁姆手枪还有120发的9毫米子弹。”然后，他放下纸，站起来身来说道，“你被捕了。”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没有拘留犯人的地方。在站长向总部汇报、等待上级指示的期间，我被暂时关押到厕所里。厕所距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几码远，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电话一共响了4次。我能听到他接电话时说话的嗡嗡声，而他的语气一次比一次恭敬。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好事，警方的行为总是难以预料，即使你对这个国家知之甚深。有时候，一些自以为是或者有施虐倾向的低阶官员总喜欢穷追滥打，相比之下，高阶一点儿的负责人反而更好说话，能够及时听取合理的解释，消除误会，接受你因为带来麻烦而表达的真诚歉意。但另一方面，高阶负责人手里的权力更大，更能为所欲为，就算想行贿，也得掂量掂量他会不会翻脸。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最关心的是自己会遭受到怎样的对待。当然，无论低阶高阶，每个警察机构永远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据我的经验（虽然我这辈子也就被逮捕过个十几次），“正当”一词几乎可以涵盖任何东西，从附近餐馆带来的热汤热饭和充足的香烟，到牢房里铐紧的手铐以及在你抱怨时踹过来的一脚。我之前跟土耳其警察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仅仅停留在他们的不通人情和粗暴蛮横上，但所涉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技术有关。我现在不得不面对更为严重的指控，即“持有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攻击性武器，试图将其偷运到土耳其共和国，携带藏匿的枪支，并且在没有有效证件的情况下非法入境”。要证明我的清白和无辜需要时间，而在此期间难保不会发生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