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说‘有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什么人’？为什么不是‘人’？”
我只是耸耸肩。
“拔出你的枪。”勘测员说道，她的语调中带着一丝厌恶，但也掩盖了某种更深层的情绪。
我遵从她的吩咐，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然而握枪让我感觉笨拙别扭，仿佛这一举动并不适合即将面对的形势。
在此之前，一直是我领头走在前面，而现在，我们仿佛互换了角色，探索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显然，我们已建立起一套新规程，不再记录墙上的文字与生命体，脚步也快了许多，注意力集中在解读前方的黑暗，并且压低语声，仿佛怕人听见。我先走到弯弧处，勘测员在背后掩护，然后换她走到前面，我跟随在后。我们从没提起要返回。监视我们的心理学家就好像在千里之外。我们全身充斥着紧张不安的能量，因为也许答案就在下方。活生生会呼吸的答案。
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他在我体内的时候，一直仰视着我，通过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确记得我，但就像隔着一层雾气。不过这暂时也有点作用，能让他显得更真实，能让我假装一切正常。
但只是暂时而已。他回到我生命中只待了大约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便把他带走了。经过冗长拖沓的安全审核之后，我可以去观察所探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在那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地方，他们对他进行测试，试图突破他的平静与失忆，然而并不成功。他跟我打招呼，就像是老朋友——仿佛一个支点，让他的存在显得更可信——而不是爱人。我承认，我去看他是因为仍抱有希望：我曾经了解的这个人还有一星半点的残留。但我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即使是在那天，他仍用那种略带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
六个月后，他死了。在这整个期间，我始终无法逾越他的面具，无法找到我曾经了解的那个人，不管是通过我自己跟他的互动，还是后来看他们的面谈录像。勘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经过面谈，他们最后也都死于癌症。
无论X区域中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并没有回来。没有真正回来。
随着我们继续深入黑暗的地底，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丈夫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不知道我的感染对此会有何影响。我的历程与他相同，还是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是类似的经历，他的反应有何不同？而这又会如何改变往后的事？
地上的粘液越来越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碎片是下面那东西释放出的活体组织，因为它们在粘液里扭动。覆盖物的颜色变得更鲜亮，仿佛为我们铺设的金色地毯，好让我们踩着它去参加一场奇特而华丽的宴会。
“我们要不要回去？”我跟勘测员有时会说。
另一人则会说：“过了下一个转角，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对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好奇心的考验，看我们是选择无知还是危险。我们的好奇心与恐惧并存。我俩小心翼翼，一步步在粘滞的分泌物中行走。即使我们不停地前进，那粘液仍像要拖住鞋底似的，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最终将会趋于停止。只要继续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