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勘测员拐过一个转角，她忽然退回来，撞到我身上，并将我推上几格楼梯，而我也并不抵抗。
“下面有东西，”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像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人。”
我没有指出尸体有可能就是人的：“它有在墙上写字吗？”
“没有——倚坐在墙边。我只粗略地瞥了一眼。”面罩里，她的呼吸又急又浅。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我觉得它是个人，”她忽略我的提问，继续说道，“我觉得它是个人。我觉得它是。”尸体是一回事；但不管经历多少训练，都无法让你准备好遭遇怪物。
然而，不调查一下这个新谜团，我们不能爬出塔去。不能。我抓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你说倚在墙边坐着的像是个人。那不是我们追踪的东西。这跟另一个人的鞋印有关。你很清楚。我们可以先看一眼，然后回到上面去。不管发现什么，我们都不再往前走了，我保证。”
勘测员点点头。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地下，这一想法足以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很快会见到阳光。
我们再次向下走去。此时，楼梯显得尤其黏滑，不过也许是由于我们紧张不安。我们缓缓行走，依靠右边空白的石墙保持平衡。塔很安静，停止了呼吸，其心跳突然减缓，比先前显得更遥远，但这或许是因为我只听见血液在自己头脑里奔流。
转过墙角，我看到那个身影，并用头盔灯将它照亮。假如我迟疑片刻，便永远不会再有勇气。那是人类学家的尸体，倚靠在左边的墙脚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仿佛在祈祷，嘴里有绿色的东西溢出来。她的衣服似乎有种奇怪的模糊感。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几乎难以察觉，我猜勘测员根本就看不见。我想不出有哪种情形，人类学家依然还能活着。我只是想到，心理学家骗了我们。她在高处守着入口，仿佛是一种威慑，突然间，那沉重的压力让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伸出手掌示意勘测员待在后面别动。我往前走，灯光照向下方的黑暗。我经过尸体，确认楼梯再往下是空的，然后迅速回上面来。
“在我检查尸体的时候保持警戒。”我说。我没告诉她，我隐约感觉到地下深处有某种东西在缓缓移动。
“那真是尸体？”勘测员说。也许她以为是更稀奇古怪的东西，也许她以为那人只是睡着了。
“是人类学家。”我说。她肩膀的姿态变得紧张起来，看得出，她理解其中的含义。她一言不发，从我身边挤过去，站到尸体另一侧，突击步枪指向黑暗之中。
我轻轻地跪在人类学家身边。她的脸几乎难以辨认，剩余的皮肤上布满古怪的灼痕。她的下颚像是被人残忍地用力掰折，一股绿色的灰烬从中流淌出来，堆积在她胸口。她的手搭在膝部，掌心向上，已经没有皮肤，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细丝状物体，以及更多灼痕。她的双腿看上去就像溶化到一半，又融合在一起，一只靴子不见了，另一只扔在墙边。人类学家周围散落着一些取样试管，就跟我带的那种一样。她的黑盒子已被压坏，躺在距离尸体数英尺远处。
“她怎么了？”勘测员低语道。她在站立警戒中，时不时不安地回头看我，仿佛这里发生的事尚未结束。仿佛她预期人类学家会活过来，变成可怕的怪物。
我没回答她。我最多只能说不知道，而这句话也许证明了我们的无知或无能，或两者兼有。
我用灯光照亮人类学家上方的墙壁。数英尺长的区间里，文字起伏不定，忽上忽下，然后才逐渐恢复平稳。
……深渊的阴影仿似畸形花朵的花瓣盛开于头颅中令思维扩展至任谁都难以承受……
“我想她是干扰了那东西在墙上写字。”我说。
“它把她弄成了这样？”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种解释。
我找不出，因此没有回答，只是继续观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生物学家并非侦探，但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思考。我查看周围地面，先是辨认出阶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后是勘测员的。我们扰乱了原先的脚印，不过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测员的期望如何，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人类——显然是猛地转回身来。粘液残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动轨迹，而是构成顺时针漩涡，我想象中的“脚”所留下的印迹在突然转变中被拉得更长。然而在漩涡之上，我还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绕开这片冲突的证据，捡起那只靴子。漩涡中间的脚印的确是人类学家的——我也能顺着残缺的鞋印追溯到右边墙壁，她似乎曾紧扒住墙面。
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