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再次回想患者的眼睛。在说到水鬼时，患者的眼眸骤然加深，似一团潮湿的雾，掩没了意识，使她在瞬间跌入深渊。华文唤她的名字，将她从失神迷离中拖出。华文认为这是精神的凝聚反应，因精神过度紧张而令幻象入侵。
但是，那双眼睛依然是可以交流的，那不是一双沉浸在个人世界、只反映自我情绪的眼睛，不是变幻不定，被内心的狂躁与无法控制的思绪所控制，只被动地映现狂乱与沉迷的眼睛。她的眼睛并没有失去常人清醒的光泽……她和精神病患者的眼神是不同的。她不像他们，对外的窗户完全关闭，眼里只流露出来自精神神秘园地的信息。那些信息，像一团死水，因凝固，不流动，变得腐败、混乱与浑浊。
那拉的眼睛是醒着的。
这很矛盾，直觉和分析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华文用力将指尖从前额向脑后拢去，起身，推开门，眼前，那拉坐在医院的铁架床上，与周围的氛围格格不入，他向她走去，却觉得与她离着相当远的距离。她一直在后退，即便，他触到她的脉跳。华文自觉无法缩减这个距离，她在另一个地方。他被她所在的地方隔开了。而那地方，孤独，冷清，向四周散发寒意。除了脉搏的跳动，他还触到一丝无法抑制的悲伤，使他的心为之一紧。
华文推开的，是书桌前的窗户。黝黑的夜色像一张透明的网，在他面前张开。黑夜是紧密的，松动的，带着诱惑般的弹性。
净园
净园不为人所熟知，在于它的隐蔽和陈旧。净园处于北京东城区一条安静的胡同里。胡同四通八达，连接着巷子外的车水马龙。由于地处深巷，加之园子里茂盛的树木，爬满围墙和建筑的藤蔓植物，使这个庭院多少有些恍然隔世之感。
老宅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兆同被迫搬出老宅。有一阵子，净园不断更换身份，革委会，幼儿园，居委会，甚至是房改所。在经过无数次申诉和无以计数的手续后，那兆同重新收回这所旧宅，努力使它恢复旧貌。80年代后期，净园已颇像一所私人博物馆，那兆同也已是小有名气的收藏家，以明清家具为主要收藏。
那兆同花费十年时间，逐渐使净园变成了一座古董。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绕过大门口那道高大的影壁，往里走，原来是一个私人性质的未公开的博物馆。这是一座两层楼的西式建筑，拱形回廊，灰色斑驳的砖墙，宅子上随意的一个雕花细节都在告诉来访者，这是一处跨越了晚清与民国的老建筑。
净园对面是一所研究机构的后墙。从墙里伸出一棵老银杏树的巨大树冠，似乎有意于将两面分属不同院落的围墙加以连接。它的右侧是另一条胡同，与门前的巷道汇合，然后在两个院落之间终结。这样，净园无疑成为了一座独立，或者可以称为孤独的建筑。1963年冬，那兆同有留洋经历的父母双双上吊自杀。那兆同搬出净园，表明与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划清界限。这所房子由革委会接管，他自己接受劳动改造，去了门头沟劳改农场。在农场里，那兆同认识了他的妻子，农场干部的女儿苗秀娥。
重返老宅后，那兆同一直想让净园回复到他记忆中的庭院。在拆除了各种过渡时期的围栏、隔断、搭在园子里的简易房，净园一天天接近他的理想。屋子整理过了，旧家具放在里面。一天，在擦拭一面前清花梨木梳妆台时，从镜子里，那兆同发现，几乎是一秒钟的光景，那拉长大了。她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子。她如此陌生。她轻快的脚步声，快活的语调回荡在这处老宅子里，着实让人愉快。
那是三年前的景象了。除了妻子的唠叨，那兆同靠在新收的家具上，心满意足，觉得生活真的已经没什么缺憾。他继而想到，那拉就要过十六岁生日了，一件什么样的礼物才与她逼人的青春朝气相配呢？
在那拉十六岁生日这天，那兆同将一个项圈送给女儿。项圈上的小珍珠是他自己配上的，重点是，项圈上缀着的那枚大珍珠。珠子是老物件，不久前刚得到，就仿佛天遂人愿，他确认他刚好想要这么件东西。他亲手将项圈戴在那拉白皙的长脖子上，这珠子与她的肤色、她乌黑的眼睛相配，都是最合适不过的。他还没有仔细考证过珍珠的出处，他直觉它价值不菲，他心里希望那拉每时每刻都戴着它，鉴于它的贵重，他又告诫她好好保管，只在重要日子佩戴，最好藏在衣物下面，绝不轻易示人。
好光景总是转瞬即逝，生日后没多久，那拉开始幻听幻视，更别提这次的意外落水。
在那拉从医院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接近黄昏时分，那拉的妈妈坐在净园西墙那片竹林下，将已经发黄的、落在地上的竹叶，一点点收进脚边的垃圾袋。
她动作缓慢，心不在焉。她没有将目光移向楼上那拉的房间，而是安静地望着丈夫继承的这座房子前的花园。落日的余辉照亮了这栋幽暗的建筑，此时的净园寂静无声。一直以来，为了打破这种寂静，他们习惯将客厅的电视一直开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是那兆同必看的节目，净园的寂静里，飘荡着标准国语。但是今天，苗秀娥觉得客厅里闪烁的荧屏微弱有如萤火，国语新闻的语音也格外诡异缥缈，电视的声音并没有为净园带来家居的氛围，反而让整个院落格外落寞。好长时间，不再能听到躲在门廊前几株枝条繁密的木槿里的麻雀和草莺的鸣叫声了。往年它们会在叶丛里嬉闹，在草丛里觅食，从什么时候开始，净园就不再有鸟鸣声，连喜鹊也弃巢而去。这个时间，没了鸟的动静，哪怕是一点点昆虫的叫声也好。只有高大的老槐树和这片青竹，风过后，发出一点微弱的沙沙声。
净园从什么时候被声音抛弃了。
苗秀娥很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故意发出点声音，目光停在正对着影壁后砖石路的主厅前。那里放着两口大鱼缸。往年这个时候，睡莲铺在水面上，几尾金鱼也正在悠闲游弋。现在，鱼缸清空，连后院那口早已干涸的井，也用木板和钢筋封了井口。
金鱼是一条条死去的。他们一条条捡出死鱼，那拉尖叫着说，鬼从鱼缸里走了出来。苗秀娥永远记着那声刺耳的尖叫，这辈子，她都没有听到过如此毛骨悚然的声音。而那口枯井，脸色惨白、周身颤抖不已的那拉说，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们，但她不能不说，那就是鬼的藏身之地。她不仅看见枯井里有水，还看到了淹死在井里的人。
她像被风吹乱的竹叶，任谁也无法抚平那么多的惊慌。
三年来，他们是在那拉的这些疯话中度过的。净园的每个角落，都曾出现过那拉所说的鬼。门廊的拐角，紫檀扶手椅，厨房，浴室，客厅雕花的镜子，他们从未看见令她惊恐不已的鬼，他们只是从那拉的眼神、表情和狂乱的举动里，知道她正在发病。他们束手无策，等着一场风波的结束。他们无法赶走鬼，也就无法结束她的胡言乱语。那拉的病越来越重了。事实如此，他们却都不愿这样想。
苗秀娥时常满目狐疑地望着那拉的一头黑发，而在那拉发现时，又慌忙转移目光。有时，她情不自禁抚摩她的后脑勺，希望将她的幻觉连根拔去。
已经衰老的离休教师苗秀娥无限疲倦地坐在竹子下，满面忧愁，心绪不佳。花园因疏于照看，草在疯长。她本来是来拔除荒草的，却失去了耐心，觉得这片茂盛的草长在了她的心里。今年，没有谁再有心思照看花园，花木汹涌，失去了控制。这是一种有害的激情，让人生畏。苗秀娥觉得她和丈夫，连同这座老宅，都因为那拉的突然发病，成了前途未卜的老人。
从厨房里渐渐飘出了中药的苦味儿。那兆同坚持早晚为那拉熬中药。西药用过了，但是只要看看那些昂贵药片的药理说明，他们就忧心如焚。副作用太大了，他们改用药效温和的中药。要安神补气，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中医说那拉体质阴盛阳衰，从而导致幻影纷叠。这种解释多少安慰了这对老夫妇。如果仅仅是阴阳失调，他们觉得问题似乎简单多了。他们不仅从药理上，还从饮食上调理那拉。他们让那拉休学，将压力和精神负荷降到最低。他们尽量在家里制造轻松愉悦的气氛，让那拉备受惊吓的精神得到修复。是的，情况似乎在好转，那拉比之前安静了很多，也较少提到鬼。但是，突发的落水事故让他们认识到，情况并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简单。她为什么出现在北海？这是一次意外落水，还是自杀？他们比谁都清楚，那拉是会游泳的。
由于难以平息的无奈与无名之火，苗秀娥用抱怨的目光看着这幢老宅。光线转暗，爬满围墙的爬壁虎让本来就暗淡的建筑更显幽深，风过后，凉意重重，她忽然觉得，那拉之所以幻听幻视，都跟这座老宅有关。她闹不清是受那拉胡言乱语言的影响，还是过于疲惫，一时，她觉得让那拉离开这里是对的，所有老宅子都是鬼魂出没的不祥之地。看看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当初费那么大劲争回来的房子，现在却鬼影重重，不得安宁，早知这样，还不如就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呢，从未听说筒子楼里闹过鬼。
苗秀娥捡起垃圾袋，放弃了整理荒草的念头，将手拄在腰上，站了起来。风湿病让她的双腿痛苦不堪。她从铺着细砖的小径缓步绕到客厅，穿过客厅走到飘出中药味的厨房，那兆同正将药锅从炉火上端离。那拉从医院返回的第一天，他们悄悄商量停药一天，他们需要尽量减少和那拉的摩擦，让她情绪平稳。但是晚饭前，那兆同还是取出草药，早早泡好，守在火炉前，看着药汁在砂锅里煎熬。在吃药这件事上，父女两人每天都要斗争两三个回合。老夫妇坚持不为任何理由和借口所动，一定要看着那拉在眼皮底下喝干药汤。
他们不会将她送进精神病院。
从安定医院回来后，他们决定守着那拉。她的状况还远没有达到住院的水准，他们这样安慰自己，那拉还能与他们对话，她的生活起居也大致正常，除去想象中的鬼魂，她与正常人没有太大差异。然而，他们心里却滋生着越来越多的忧虑，他们将忧虑各自压在心底，但时不时地，他们会想到，那拉，最终会变得跟那些真正疯癫的人一个样子吗？
鬼语者
晚饭时，妈喊醒了我。我一直在睡，却怎么也睡不醒。我还需要两天，才能将该睡的瞌睡都睡完。瞌睡一直积累着，等着一起爆发。一直以来，我想不受惊吓地睡个安稳觉，却从未如愿。不过，现在我知道，“它”累了，我也累了，我被折腾得够呛，同样，“它”也不得清闲。许多时间过去了，我知道有一样东西，“它”和我是无法超越的。死亡。如果死亡能威胁到我，那也一定能威胁到“它”。我就是那只寄居蟹的外壳，若是外壳损坏了，里面的蟹也会跟着倒霉。我是被“它”摧残的对象，同时，也是“它”得以出现的理由。我们相互依存，互相攻击，过着别人看不见，听不到，无法理解的生活。
他们说我病了。他们看不见我说的鬼，就怀疑我幻视幻听。有段时间，连我也怀疑自己病了。当所有人都齐声说你病了的时候，你的确会陷入自我怀疑。在这些异口同声的人群中，不仅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同学和老师。如果我不在英语课上大声吼叫，如果我不是极无教养地对老师说，“快把你的衣服脱掉吧，那上面沾满了溺死鬼的口水”，如果我不向什么也看不到的虚空投掷触手可及的书本、纸张和笔，并发出刺耳的呼叫——这一切都太过分了，为我赢得了无法更改的恶名。他们叫我鬼语者。
我需要一个能帮我的人。
客厅里，他们像往常那样坐着。我的父母坐在各自的扶手椅里，两双眼睛紧盯着我。他们太紧张了。这也让我紧张。我面前照例是一碗深褐色的药水，这是爸的杰作。我皱着眉看了看药碗，在他们开口说话之前就端起碗喝了起来。我没有病，只是泄露了秘密。如果我能料到，既然并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帮我，那么我就应该隐瞒秘密，隐藏恐惧与愤怒。恐惧与愤怒为我带来了同样的回报，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他们的恐惧，看到他们因为恐惧我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而生出的愤怒。
如果我能很好地隐藏自己，那么在遭到恶鬼袭击的同时，我将不至于为自己招来别的攻击，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立。
问题全出在我身上，我先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那张关不严的嘴又告诉了爸。我实在不愿意失去爸的信任，但爸相信我是精神出了问题。爸是唯物论者。爸将全部精力花费在古董收藏上，并希望我能沾染一点对这个行业的喜好。爸以自己在20岁就读完三大卷马克思著作为豪。妈是个钟摆，在有神与无神之间摇摆不定，在我和爸之间摇摆。最后，她决定做一个中间主义者，于是，她每天不仅要对着佛像烧三炷香，还要对着国旗飘扬的方向鞠三个躬。妈是新中国诞生的接班人，对红色的东西非常迷信。妈在客厅里挂了红色的灯笼，在平时少人去的房间都摆上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妈甚至让我穿上红衬衣，红毛衣。红色虽然让妈安心不少，对我却不起作用。我手腕上戴着红丝线手镯，腰上也围着红腰带。但是红色并不能阻止鬼的出现。色彩对“它”是不起作用的。
我头很痛，眼睛也很涩，可我很清楚，他们在观察我，想从我的脸上读懂，我是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还是由于神经衰弱导致了幻觉。他们每天都在疑惑中苦恼着，既不能帮我，也不愿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秘密。他们小心地为我保守秘密，拒绝我的朋友探望，也谢绝了他们自己的朋友。他们这样做，全是为了我在某一天恢复理智时，能给我一个清白的历史。他们惧怕这样的现实，即，有精神病史的女孩既无法找到男人嫁，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的忧虑都写在脸上、挂在眉梢。现在，他们在等我说出我为什么会去北海公园。他们想知道，我是否已经无可救药，是幻觉导致我的落水，还是我自行了断，跳了北海。最不可能的解释是，我是意外落水。
我一言不发，无声地咀嚼食物。妈将电视的音量调大了些，这么沉重的安静，我们谁都难以承受。我想这么说他们是会接受的，就说，我去北海公园，是为了散心，而我坐着的那块石头，太光滑了，我不小心滑进了水里。至于我无法自救，那是因为湖水下面长满水草，我被死死缠住了。
他们需要这样的解释，他们比我更脆弱。因为他们爱我。我在恶鬼出现时，第一反应就是躲在他们身后。他们抱住我惊恐不安、瑟瑟发抖的身体，却并不帮我驱赶那水淋淋的怪物，他们认定我发病了。糟糕的是，我的表现一定接近疯狂。我只想逃跑，远离恶鬼和它一身阴冷的气息，然而阴冷像寒霜包围了我，使我像一片颤抖的树叶。可他们感觉不到那寒霜般的侵袭。
我在写生课上晕倒过。模特正背着我脱鞋子，那天她来得真早，教室里除了我就是她。我向模特打招呼，问她今天为什么来这么早。她缓慢转过头。她变成了“它”。它的头发向两边分开，眼睛毫无神采睁得老大，一双死鱼的眼睛，皮肤苍白起皱，不断有水珠从皮肤里渗出来。衣服也一样，从混色的袍子里不断流出肮脏浑浊的水珠。我愣住了，我知道空旷的教室里除了我没有别人，我无处可逃，教室的另一扇门被两个大画架堵住了。是的，叫喊没有用，逃跑没有用，我只有将所有能拽到手里的东西向它投掷，我谩骂，诅咒，哭泣，喘息，但是没有用，它将两个瘦长枯萎的胳膊伸向我。我在被它触到的那一刻晕倒了。我用没有呼吸逃避它。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窒息是能解决这一绝境的最不安全却有效的方法。我不断接近死亡，使自己获救。在濒死的瞬间，我摆脱了它。
如果有人能看见鬼魂，是否能帮我？我随时都可能死去，下一刻，下一个小时，明天，后天，下个月，又一个月。我数着从我面前飘过的时间，它们紧紧卡在我脖子上。
我猜，是爸在毫无办法、又担心失去我的忧虑中，向华医生说了我的“病情”。爸意识到小心为我保守秘密已经失去了意义，于是开始向每个可能了解这种“病”的人求教，看看能否获得一点信息与信心。我休学后，爸就这样做了，爸会问得很小心，会将我说成朋友的孩子或者亲戚的孩子。爸不想失去曾有的骄傲，也不想在别人的同情中变成一个可怜兮兮的人。爸很可怜，别人夸赞他容貌姣好的女儿时，他脸上的虚荣和骄傲，已完全褪尽。他一心想要掩饰自己的焦虑。
这都是我的错。我决定向华医生求救。他没有异样的目光，没有惊诧与嘲弄，他听我说话。所以，当他要离开病房时，我抓住了他。帮帮我吧，我说。我活了过来，却并未远离再次被溺死的危险。
他会帮我吗？爸说周末他会来家里做客，也许，他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家宴
华文确定是第一次踏入这所宅院，却觉得似曾见过。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类似梦境的熟悉。也许印象来自明信片和电视专题片，或是梦境。大多时候，梦不被记忆，有时却细弱如游丝，在不经意间闪现。
他们没有进入客厅，而是到了书房。
每件家具都很精美，都有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那兆同向华文介绍占据他书房不少面积的花梨木大画案，华文想，那该是他最得意的藏品之一。然而，从此后的谈话中，华文得知，收藏家引以为豪的东西，却是另一件跳出他的收藏习惯之外的东西。谈话在收藏轶事和那拉的病情之间来回转换。毕竟，这是一次家宴，而非行医。
那兆同拒绝将那拉送进精神病院，也拒绝送入医院的精神科。一旦与这类医院关联，那拉的一生就成了定局，再无更改的余地。在那兆同介绍完三把明朝木椅后，他们的谈话进入了那拉的主题。
那兆同小心避免说到疯狂这类用词。在净园，疯狂、疯子这类词汇已被禁用。疯子这个词汇不适合她。她没有疯，最多受了惊吓，有些心理问题，需要调整。精神病院就是将病人变成一个又一个痴呆与低能儿，如果是这样，他倒宁愿维持现状，甘愿忍受那拉的疯狂。
“这是精神妄想症。具体说，是被害妄想症。”华文直视那兆同。
“妄想？怎么会出现妄想？她从小聪明懂事，得的奖状贴满了一整面墙，她在妄想什么？你能解释她脑子里的怪物，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如果能知道她脑子里的怪物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幻想只是替代品，是患者借来掩饰、代替她想回避的东西的一个……我们姑且称之为象征符号的东西。妄想症有很多种，有自大妄想症、躯体妄想症、情爱妄想症、嫉妒妄想症等等，表现在您女儿身上的，是被害妄想症。一般而言，它源自爱与安全感的缺乏。也就是说，您女儿用这种方式要求她渴望过，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爱与安全感。还有一种可能，她也许的确看到和参与了某个恐怖事件，或是目睹过某个场面。这件事如果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她就需要造一个幻想替她承担。”
“人么，难免有时会走入一条死胡同，那拉只不过钻进了牛角尖，她会走出来的——缺乏爱？你这么认为？我们将全部的爱都给了她，我们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很抱歉，这个说法不成立。”那兆同尽量轻描淡写。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病的？”
“三年前吧。”
“三年前，家里发生过什么重大变故吗？或者她自己遭遇过什么意外创痛？”
“那年她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症状。”
“她平时情绪一直都稳定？”
“她是个快活的孩子。过生日她请来不少同学一起庆祝，玩到很晚——若说有什么异样的话，就是那天她过于兴奋，说了很多话，还喝了酒。那天，我们允许她和她的同学朋友喝酒，那天，我还特意送了她一件礼物，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之后几天，她就有些萎靡不振。再后来，开始出现幻觉。”
那兆同有讲故事的嗜好。一旦涉及藏品，必定要将来龙去脉讲个清楚。每件东西都是有来历的，这也是那兆同做收藏的乐趣。况且，毕竟，这只是一次答谢餐，不是研讨会。他顺着这件藏品讲了下去。
“差不多在那拉生日前的一周，我得到一件东西。那天天气不大好，有些冷，我觉得有人一路跟着我，从地铁出口一直到中华书局这段路。我停下来看了看。是一个40岁左右非常瘦的男人。我从未见过比他更瘦的人，像根竹竿，满身的骨头被风吹得咯吱作响。总之，这样一个眼看就要散架的人开口问我，是不是那先生，说他有几件东西想让我看看。他先是从一个小包裹里拿出两三只鼻烟壶，我知道是前清的遗物，但品相并不好，我心想，这个人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看他那邋遢样儿，我很想赶快走开。他大概见我不耐烦，就又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的一颗珠子。是颗珍珠。是颗老珠。它不该是一件民间的玩意儿，我不敢说是皇帝，但至少该是亲王妃子一类人物的配饰。这颗珠子品相很好，光洁如新，我立刻想到，这正是我要为那拉寻找的礼物。我一直想在她过生日时，送件有价值的礼物。所以，看见这件东西时，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急于得到的迫切，以便和他讨价还价。让我惊异的是，他说他久闻我的大名，这件小东西，他在为它寻找合适的主人，他只是这颗珠子的一个临时保管人，而我，那先生，正是他要找的理想人选，因此，我尽可放心以任意价格收了这珠子。竹竿说出这么古怪的话，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很想知道这颗珠子的来历，于是邀他在附近的茶馆喝茶。可我并未探得更多关于这颗珠子的信息。竹竿只是说，有些东西，跟人厮守的时间长了，会变得有灵气。这是一件有灵气的东西，在寻找与它相配的主人。我同意他的说法，因为我看不出比那拉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我将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其实只是很少的钱，我知道远远不及这件东西的真正价值。他接受了。就这样，我几乎白得了一枚珍珠。”
华文对这段故事并无兴趣，不过，还是想起在为那拉做心脏复苏时，不小心碰落的那颗珠子。几乎就在珠子滚落的同时，那拉醒了过来。华文附和着问：
“她常戴着它？”
“像戴着护身符一样。”
华文坐在餐桌边时，终于看到这一家三口一同出现在他面前。他们举杯，互相客套。华文注意到那拉的父母是怎样用不间断的话语，用装出来的快乐来为女儿的落寞，为她“不是患者”，尽量营造自然平常的氛围。
那拉，她的父母，有意避免直接谈论她。他们只谈她小时候的故事，谈她的一次意外走失，他们从另一个角度介绍她，仿佛借着回忆过去，他们的孩子就变得像过去一样活泼、健康。那拉，他们没有看到，她待在另一个地方。她看着华文的目光，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她是在父亲的提醒下向他道谢的，她的笑容挂在嘴角，却并未在脸上展开。她目光忧郁，她注视他，眼里的黑色渐渐淡化，华文这才觉得，她缓慢地回来了，回到现实的时空里，他又遇到了她直入心腑的目光，像在医院里那样，是可以和她交流、交换看法的目光，直率，一览无余，带着克制的希望，怀疑，忧虑，孤单，以及可以理解的戒备。
华文在这一刻才弄清楚，他是为这目光而来的，她的眼睛向他传递了太多信息，他觉得，拥有这样目光的人，能够以目光打动他人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精神分裂或妄想症患者，这两者，是怎样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会合的？华文一时怀疑自己的判断，也许，他的结论该调整为，她，有些妄想症倾向，不，还要再轻一些，她的病属于心理问题，属于他的那个假设，即，她有着不被了解的往事，在幼年受到过意外伤害或惊吓，是被她父母忽略对她却意义重大的一件事，她还没有机会跟他讲起，那件事压抑在她心里的一个角落。如果是这样，如果她愿意说出来，他就可以帮助她。
家宴丰盛，叶家女主人的拿手菜，京酱肉丝、铁板牛柳味道都很好，这个女孩子只夹了很少一点放进碗里，倒不如说，她在假装吃饭。她努力让自己显出用心倾听的样子，听他们聊各自的职业生涯，阅历。这些事跟她没有关系，这些好笑不好笑的往事不能帮她驱走鬼和恐惧。华文和那兆同缓缓喝着啤酒，那兆同示意那拉为华文斟酒。她托着瓶子，让酒沿着杯壁流下，注满杯子，不让上升的泡沫溢出杯口。她做得很仔细，控制得很好。做完这些，她沉默地坐在一边，一只手撑着下巴，好像那颗脑袋过于沉重似的。
她望着别处，眼里的黑色再次聚集。
尖叫
他们得谈谈。只有华文和那拉。几盏茶后，那兆同和苗秀娥将客厅留给他们。电视在沙发对面哗哗作响。这里太静了。为了制造必要的声音，客厅里还摆着一个大座钟。餐桌旁边靠墙的地方新安了一个装着彩灯的大鱼缸。那兆同换了一缸热带鱼。鱼缸里分水器的声音，也在有意掩饰净园不同寻常的寂静。
华文将座位换到那拉对面，摘下眼镜拿在手里慢慢擦拭，他在等那拉主动说话。那拉一直沉默。天黑了下来，在等待的片刻，华文注意到净园令人不安的安静。房间里有意制造的声音让这安静变成了寂静。华文还闻到一股细细的潮湿的味道，这味道让他难过，想要避开。
华文望了望眼前的女孩儿，忽然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相宜的闯入者。这是她的领地。他们之间只有不到两米远的距离，但那拉看着遥不可及。她像是一个国度。她的美貌熠熠闪烁。美貌和沉默让她形成了一个独自的空间。她嘴角的笑容消失了，她的冷僻咄咄逼人。华文踌躇着，将椅子向后挪了挪，距离也许能调整这种不适。还是不够，他又将椅子拉远了一些。随后又移了移，总归不能找到妥帖的距离。他必须说话，发出声音，这里，急迫地需要声音。寂静在追逐他。
“你还好吧，那拉？”
那拉抬起头，又一次，像是刚刚意识到华文的存在。华文清清嗓子，等了等。等她回过神，一如在餐桌边时那样。
“你希望我怎么帮你？”